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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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寧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 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無產階級在俄國奪取政權（1917年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后的最初幾個月，人們可能覺得，由于落后的俄國同先進的西歐各國有巨大的差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我國的革命將很少有相似之處?，F在我們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它十分明確地說明，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局部地區(qū)的、一國特有的、僅限于俄國的意義，而是國際的意義。我這裡所說的國際意義不是按廣義來說的，不是說：不僅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而且所有基本特點和許多次要特點都具有國際意義，都對所有國家發(fā)生影響。不是的，我是

2、按最狹義來說的，就是說，所謂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fā)生過的事情在國際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說，具有在國際范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因此必須承認，具有國際意義的是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 　　當然，要是夸大這個真理，說它不限于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那是極大的錯誤。如果忽略另外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那就是：只要有一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就很可能發(fā)生一個大變化，那時，俄國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國家，而又會成為落后的（在“蘇維?！焙蜕鐣髁x的意義上來說）國家了。 　　但在目前歷史時期，情況正是這樣：俄國這一模范向所有國家展示了它們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發(fā)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極重大的事情。各國先

3、進工人早就懂得了這一點，而在更多的情況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他們憑著革命階級的本能而領悟到了這一點，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國際的“意義”（按狹義來說）。第二國際的“革命”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地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們成了反動分子，成了最壞的機會主義和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的辯護人。例如，1919年維也納出版的一本沒有署名的小冊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會主義叢書》伊格納茨．勃蘭德出版社版第11冊），就異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些人的整個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確切些說，表明了他們

4、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這一切又都是用“捍衛(wèi)”“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對于這本小冊子的詳細評論，要等以后有機會時再說了。這裡我們只想再指出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經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態(tài)度看問題，預見到可能會有一天，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將成為西歐的模范。這是1902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寫了一篇題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這樣寫的： 　　“現時〈與1848年不同〉可以認為，不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的重心也愈來愈移向斯拉夫人那裡

5、。革命中心正從西向東移。19世紀上半葉，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候在英國。到了1848年，德國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揭開新世紀序幕的一些事變使人感到，我們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進一步轉移，即向俄國轉移……　從西歐接受了這麼多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的俄國，也許現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為西歐革命動力的源泉了。轟轟烈烈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會成為一種最強有力的手段，足以鏟除在我們隊伍中開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習氣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風，促使斗爭的渴望和對我們偉大理想的赤誠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燄。俄國對于西歐來說早已不再是反動勢力和專制制度的堡壘了?，F在的情況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變成支持俄國反動勢力和專制制度的堡壘……　俄

6、國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跟沙皇的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zhàn)，也許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們希望，這一次他們能夠把這兩個敵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驅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國目前斗爭的結局如何，那些在斗爭中犧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犧牲的人會很多很多）所流的鮮血和所受的苦難，決不會是白費的。他們將在整個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會革命的幼苗，使它們長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時，斯拉夫人還是一股凜冽的寒流，摧殘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許現在他們注定要成為一場風暴，摧毀反動勢力的堅冰，以不可阻擋之勢給各國人民帶來新的幸福的春天?！保枺即幕端估蛉撕透锩罚d于1902年3月10日俄國社會民主黨

7、的革命報紙──《火星報》第18號） 　　卡爾．考茨基在18年前寫得多好??！ 二：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看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整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擁護，就是說，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犧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帶領或吸引落后階層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擁護，那麼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zhàn)爭。資產階級的反抗，由于資產階級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勐十倍；資產階級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

8、資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這是因為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fā)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zhàn)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和意志統一的戰(zhàn)爭，便不能戰(zhàn)勝資產階級。 　　再說一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經驗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zhàn)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議論這個問題。但是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在什麼情況下

9、才是可能的呢？關于這些，他們卻考慮得遠遠不夠。在對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克歡呼的同時，是不是應該對布爾什維克為什麼能夠建立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作些極其認真的分析呢？ 　　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1903年開始的。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的整個時期的歷史，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為什麼它能夠建立為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并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住這種紀律。 　　這裡首先發(fā)生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靠什麼來維持的？是靠什麼來檢驗的？是靠什麼來加強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和它對革命的忠誠，是靠它的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第

10、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zhàn)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一個革命政黨，要真正能夠成為必將推翻資產階級并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的政黨，沒有上述條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紀律。沒有這些條件，建立紀律的企圖，就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漂亮話，成為裝模作樣?？墒橇硪环矫妫@些條件又不能一下子就產生。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和艱苦的實踐才能造成這些條件；正確的革命理論──而理論并不是教條──會使這些條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眾性的

11、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些條件才能最終形成。 　　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其原因僅僅在于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1903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也只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僅為整個19 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証實，尤其為俄國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動搖、錯誤和失望的經驗所証實。在將近半個世紀裡，大約從上一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饑如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專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視著歐美在這方

12、面的每一種“最新成就”。俄國在半個世紀裡，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証，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經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由于人們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僑居國外，俄國的革命者在19世紀下半葉同國際的聯系相當廣泛，對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理論十分熟悉，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年）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這15年內，在革命經驗方面，

13、在各種運動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開的、小組的和群眾的、議會的和恐怖主義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樣性方面，都沒有哪怕類似這樣豐富的經歷。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期內，集中了現代社會一切階級進行斗爭的如此豐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國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殘酷壓迫，這個斗爭成熟得特別迅速，它如饑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布爾什維主義歷史的幾個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1903─1905年）。處處都感到大風暴即將到來。一切階級都動了起來，準備應變。國外的僑民報刊，從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

14、的代表，即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著“社會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的招牌）和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三個主要政治派別的代表，在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上進行著十分激烈的斗爭，預示著和準備著行將到來的公開的階級斗爭。1905─1907年間以及1917─1920年間導致群眾武裝斗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當時報刊上找到它們的最初提法。自然，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之間，還有無數中間的、過渡的、搖擺的派別。確切些說，在各機關報刊、各政黨、各派別、各集團之間所展開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真正代表階級的各種思想政治派別；各階級都在為未來的戰(zhàn)斗鍛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

15、年）。一切階級都公開登臺了。一切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都受到群眾行動的檢驗。罷工斗爭的廣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罷工發(fā)展為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又發(fā)展為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同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系，受到了實際檢驗。蘇維埃這種組織形式在自發(fā)的斗爭進程中誕生了。當時關于蘇維埃的意義的爭論，就預示了1917─1920年間的偉大斗爭。議會斗爭形式和非議會斗爭形式的更替，抵制議會活動的策略和參加議會活動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爭形式和不合法的斗爭形式的更替，以及這些斗爭形式的相互關系和聯系──這一切都具有異常豐富的內容。這個時期的每一個月，就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來說

16、，可以等于“和平”“憲政”發(fā)展時期的整整一年。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 ”，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反動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黨和反對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學唯心主義的傾向加強了；神秘主義成了掩蓋反革命情緒的外衣。但同時正是這一大失敗給革命政黨和革命階級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課，上了歷史辯証法的一課，上了使它們懂得如何進行、善于進行和巧妙地進行政治斗爭的一課?；茧y識朋友。戰(zhàn)敗的軍隊會很好地學習。 　　勝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俄國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殘余。俄國資產階級性質的發(fā)展突飛

17、勐進。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幻想，認為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都破滅了。階級斗爭採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鮮明的形式。 　　革命政黨應當補課。它們學習過進攻。現在必須懂得，除了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正確地退卻。必須懂得──而革命階級也正在從本身的痛苦經驗中領會到──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卻，就不能取得勝利。在所有被擊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什維克退卻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發(fā)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難于挽救的程度來說），頹喪情緒最輕，他們最廣泛、最正確和最積極地去恢復工作的能力也最強。布爾什維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露了并且驅逐了口頭革命家，這些人不愿

18、意懂得必須退卻，必須善于退卻，必須學會在最反動的議會、最反動的工會、合作社、保險會等組織中進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來得非常緩慢，1912年勒拿事件后，稍微快了一些。經過1905年，整個資產階級看清了孟什維克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計來支持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克服了聞所未聞的困難，才打退了他們。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即既要進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須利用“合法機會”，那他們是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的。在最反動的杜馬中，布爾什維克把整個工人選民團都爭取過來了。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zhàn)（1914─1917年）

19、。在“議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合法的議會活動使布爾什維克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和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觀點，都在我們的僑民報刊上充分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鄰“派別”繁多，斗爭劇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戰(zhàn)爭把一切先進國家中夸耀一時的“合法性”奪去以后，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國家裡組織自由（秘密）交換意見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做到。正因為如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

20、者也好，“考茨基主義者”也好，都成了最惡劣的無產階級叛徒。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在1917─1920年間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從1914年底就開始無情地揭露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以及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費邊派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見解，也同“考茨基主義”一樣）的卑鄙齷齪和下流無恥，而群眾后來根據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是正確的。 　　俄國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極端腐朽和衰敗（加上極其痛苦的戰(zhàn)爭的打擊和負擔）造成了一種摧毀這個制度的極大力量。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自由（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裡）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21、。反對黨和革命黨的領袖，也同在最“嚴格的議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議會（盡管是反動透頂的議會）反對黨領袖的身分，使這種領袖在革命中容易繼續(xù)發(fā)揮作用。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對第二國際的歐洲英雄們、內閣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論據和詭辯十分精通了。我們現在讀到有關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倫納和奧斯特爾利茨、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人的一切評述，總覺得是（事實上也是）舊調重彈，索然無味。所有這些我們已經在孟什維克那裡見過了。歷史真是開了個玩笑，竟使一個落后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搶到許多

22、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說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都破了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上丟了臉，如果說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非常重要的政黨（即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派的黨和英國獨立工黨）的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也特別“光彩地”丟了臉而且變得煳涂透頂，如果說所有這些人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偏見的奴隸（同1848年自命為“社會民主派”的小資產者一模一樣），那麼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孟什維克身上看到了。歷史開了這樣的玩笑：1905年俄國產生了蘇維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間，孟什維克篡改了蘇維埃，他們由于無法理解蘇維埃的作用和意義而破產了；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已

23、經在全世界誕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而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像我國孟什維克一樣，由于無法理解蘇維埃的作用和意義而到處遭到破產。經驗証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國家都必然要做俄國已經做過的事情。 　　布爾什維克發(fā)動反對議會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斗爭，是極其審慎的，所作的準備也絕不像現在歐美各國所常常認為的那樣簡單。在這一時期的初期，我們沒有號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說明，不預先改變蘇維埃的成分并且扭轉蘇維埃的情緒，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們沒有宣布抵制資產階級的議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并且從我們黨的四月（1917年）代表會議起

24、就用黨的名義正式說，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而“工農”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則要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議會制共和國好。沒有這種謹慎的、周到的、細致的和長期的準備，我們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勝利，也不能鞏固住這個勝利。 四：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的斗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中。機會主義在1914年徹底變成社會沙文主義，徹底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自然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現在這個敵人在國際范圍內仍然是主要敵人。對于這個敵人，布爾什維主義過去和現在都給予極大的注意

25、。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就是國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關于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另一個敵人，就不能這樣說了。國外還極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作長期斗爭中成長、成熟和得到鍛煉的。這種革命性有些像無政府主義，或者說，有些地方照搬無政府主義；它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背離無產階級進行堅韌的階級斗爭的條件和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完全認定，并且歐洲歷次革命和革命運動的經驗也充分証實：小私有者，即小業(yè)主（這一社會類型的人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直受到壓迫，生活往往異常急劇地惡化，以至遭到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卻不能表現出堅韌

26、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被資本主義摧殘得“發(fā)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而且很容易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于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于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黨光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還絲毫不能避免重犯舊錯誤，這種錯誤總是會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點的形式，以前所未見的打扮或裝飾，在獨特的（多少獨特一點的）環(huán)境裡重新表現出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東西是互相補充的。如果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1

27、905年與1917年）及其準備時期的影響都比較?。ūM管俄國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大于西歐各國），那麼毫無疑義，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于布爾什維主義一貫對機會主義進行了最無情最不調和的斗爭。我所以說“部分地”，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19世紀70 年代）曾盛極一時，從而徹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確的，不適合作革命階級的指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在1903年誕生時，便繼承了同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迎合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性作無情斗爭的傳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向來就有這種傳統，而在1900─1903年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政黨奠基期間

28、，這種傳統在我們這裡已特別鞏固。布爾什維主義繼承并繼續(xù)了同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傾向最厲害的政黨即“社會革命”黨的斗爭，這一斗爭表現在下列三個主要之點上。第一，這個黨否認馬克思主義，頑固地不愿（說它不能，也許更確切一些）了解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動之前必須對各種階級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極客觀的估計。第二，這個黨認為自己特別“革命”特別“左”，因為它肯定個人恐怖、暗殺手段，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卻堅決屏棄這種做法。我們屏棄個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對這種手段是否適當的考慮，如果有人竟在“原則上”譴責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行為，或者譴責已經獲得勝利的革命政黨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包圍下所採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麼這類人早在1

29、900─1903年間，就已經受到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漢諾夫的嘲笑和唾棄了。第三，在“社會革命黨人”看來，“左”就是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卻又效法這個黨的極端機會主義者。 　　附帶說明一點，歷史現在已經在廣大的、世界歷史的范圍內証實了我們始終堅持的那個意見：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普列漢諾夫早在1900─1903年間就要求把伯恩施坦開除出黨，后來布爾什維克始終繼承這種傳統，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賣行為）同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必需的那種政黨最相近。現在1920年，在戰(zhàn)爭期間和戰(zhàn)

30、后最初幾年中發(fā)生的一切可恥的破產和危機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歐各黨中正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才產生了最優(yōu)秀的領袖，并且比別的黨更早地恢復了元氣和健康，重新鞏固了起來。無論在斯巴達克派那裡，或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左翼，即無產階級一翼那裡，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這一翼正在對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機會主義和毫無氣節(jié)進行堅定不移的斗爭。如果我們現在大致回顧一下從巴黎公社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十分完整的歷史時期，那麼，關于馬克思主義對無政府主義的態(tài)度，便可以得到一個十分明確的毫不含煳的輪廓。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正確地指出在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

31、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隱匿馬克思的國家觀（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一封信，曾經異常鮮明、尖銳、直接、明確地揭穿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可是這封信竟被倍倍爾從1875年到1911年擱置了36年）分不開的；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于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才最迅速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觀點，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及其對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所具有的優(yōu)越性。 　　布爾什維主義同自己黨內“左”傾的斗爭，有兩次規(guī)模特別大：一次是1908年關于是否參加最反動的“議會”和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組織的問題；另一次是1918年

32、（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關于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1908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于頑固地不愿意了解參加最反動的“議會”的必要性而被開除出黨。那時“左派”──其中許多人是優(yōu)秀的革命者，后來還光榮地成了（而且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員──特別援引1905年抵制議會成功的經驗作為論據。當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議性的“議會” 時，布爾什維克同一切反對黨和孟什維克相反，曾經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果然掃除了這個議會。那次抵制所以正確，并不是因為根本不參加反動議會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正確地估計到，當時的客觀形勢正在由群眾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進而轉為革命罷工，再進而轉為起義。而且當

33、時的斗爭內容是：讓沙皇去召集第一個代表機構呢，還是設法把這個召集權從舊政權手中奪過來？后來情況不同，既然沒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斷定是否存在著同樣的客觀形勢，以及這種形勢是否按照同樣的方向和同樣的速度向前發(fā)展，那麼抵制便不再是正確的了。 　　1905年布爾什維克對“議會”的抵制，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爭形式、議會的同議會外的斗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時候，善于放棄議會的斗爭形式，有時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條件下和不同的環(huán)境裡盲目地、機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這種經驗，那就大錯特錯了。1906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雖然是一個不算大的

34、、易于補救的錯誤[1]，但畢竟已經是一個錯誤。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幾年中的抵制，就是極其嚴重而難于補救的錯誤了，因為當時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會非常迅速地高漲并轉為起義，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君主制度正在維新的整個歷史環(huán)境，使我們必須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來?，F在如果回顧一下這個十分完整的歷史時期（它同以后各時期的聯系也已經完全顯示出來了），就會特別清楚地看出：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沒有在最嚴酷的斗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爭形式同不合法的斗爭形式結合起來，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議會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動法律限制的機構（如保險基金會等），那麼他們就決不可能在1908─1914年間保住

35、（更不用說鞏固、發(fā)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堅強核心。 　　1918年事情沒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只是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集團，或者說“派別”，而且為時不久?！白笈晒伯a主義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這一年就已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原來認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對于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這種妥協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恰恰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伯里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

36、聯的領袖們說，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妥協”的時候，我通常是先用一個簡單的“通俗的”比喻來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您把錢、身分証、手槍、汽車都給了他們，于是您擺脫了這次幸遇。這顯然是一種妥協。“Dout des”（“我給”你錢、武器、汽車，“是為了你給”我機會安全脫險）。但是很難我到一個沒有發(fā)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雖然強盜坐上汽車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們同德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是這樣一種妥協。 　　而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樣），奧地

37、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說倫納之流的先生們了），法國的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工黨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間以及 1918─1920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有時甚至同“盟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實行妥協，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班先生才真是強盜的同謀者。 　　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麼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當真對待的孩子氣。一個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無產階級，正是應當善于辨別出那種不能容許的、蘊涵著機會主義和叛賣行為的具體的妥協，并善于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判，勐烈地進行無情的揭露和不

38、調和的斗爭，決不容許那班老于世故的“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和老姦巨滑的議員用泛談“一般的妥協”來推卸和逃避責任。英國工聯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的“領袖”先生們，正是這樣來推卸他們實行叛賣所應負的責任，推卸他們實行那種確實意味著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變節(jié)和叛賣的妥協所應負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huán)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qū)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和便于后來捕獲、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這在政治上決不總是像這個極其簡單的例子那樣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打一張包

39、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証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中不會遇到任何困難和任何錯綜複雜的情況，那他簡直就是一個江湖騙子。 　　為了不給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況提出來（即使是十分簡要地），以便對具體的妥協進行分析。 　　通過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同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黨，從1914年底起就以行動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敗的主張，敢于痛斥在兩伙帝國主義強盜的戰(zhàn)爭中“保衛(wèi)祖國”。這個黨的議會代表，寧愿流放到西伯利亞，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資產階級政府大臣寶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以后，又使這個黨受到了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同“本國的”帝國主義

40、者實行任何妥協，而是作了推翻他們的準備，并且果真把他們推翻了。這個黨取得政權以后，便徹底摧毀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這個黨一面公布和廢除了帝國主義者締結的秘密條約，一面向各國人民建議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國主義者破壞了媾和而布爾什維克為加快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強盜的暴力。大家都愈來愈清楚地看到，這樣的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這樣的妥協是完完全全正確的。 　　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1914─1920年間世界上第二國際的一切領袖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間接地為“保衛(wèi)祖國”即保衛(wèi)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辯護。后來他們又進一步實行叛賣，同本國的資產

41、階級聯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來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同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同盟，后來又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結成同盟，正如他們國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結成同盟一樣，都是倒向資產階級一邊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自始至終都表明他們已淪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者。 附注 [1] 關于個人所說的話，作適當的修改，也適用于政治和政黨。聰明人并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聰明人是犯的錯誤不太大同時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糾正的人。 五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 　　我們現在所要講的那些德國共

42、產黨人，他們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卻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癥候，這從下面的闡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作《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聯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地方組織”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這一反對派的觀點的實質，敘述得極其鮮明、確切、清楚、扼要。我們只要從中引証幾段，就足以使讀者了解這一實質了。 　　“共產黨是進行最堅決的階級斗爭的政黨……” 　　“……從政治方面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fā)生這樣一個問題

43、：誰應當是專政的執(zhí)行者，是共產黨，還是無產階級？……　原則上應該力求實現的是共產黨的專政，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引文內的著重標記全錄自原文。） 　　往下小冊子的作者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這個“中央”在尋求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結成聯盟的途徑，說這個“中央”提出“原則上承認”斗爭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參加議會活動）“的問題”，只是為了掩飾它想同獨立黨人結成聯盟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圖。小冊子接著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認為共產黨的統治和黨的專政問題只是一個策略問題。不管怎樣，共產黨的統治是一切政黨統治的最后形式。原則上應該力求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黨

44、的一切措施、黨的組織、黨的斗爭形式、黨的戰(zhàn)略和策略，都應該適應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議會制斗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通融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薄盁o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斗爭方法應該大力加以強調。為了把那些應當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各行業(yè)各階層的最廣大群眾吸收進來，就必須在最廣泛的基礎上和最廣大的范圍內建立新的組織形式。這種匯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場所，便是以工廠組織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響應‘退出工會！’這一口號的工人，都應當聯合在這裡。在這裡，正在斗爭的無產階級組成最廣大的戰(zhàn)斗隊伍。凡承認階級斗爭、蘇維埃制度和專政

45、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進一步對正在斗爭的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和在斗爭中進行政治指導，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之外的共產黨的任務……” 　　“……于是，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著： 　　一個是領袖的黨，它力圖從上面來組織和指揮革命斗爭，不惜實行妥協和參加議會活動，以便造成一種形勢，使他們可以參加掌握專政大權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群眾的黨，它等待革命斗爭從下面高漲起來，為了進行這一斗爭，它只知道并且只採用一個明確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議會方法和機會主義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就是無條件地推翻資產階級，以便隨后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裡是領袖專政，

46、這裡是群眾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點。 　　凡是自覺參加過或仔細觀察過1903年以來布爾什維主義發(fā)展過程的布爾什維克，讀了這些議論，一定會立刻說：“這是多麼熟悉的陳詞濫調！這是多麼‘左的’孩子氣！” 　　不過，我們還是來進一步考察一下這些議論吧。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証明思想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qū)分的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

47、結構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來一套胡說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黨的合法狀態(tài)和不合法狀態(tài)的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之間那種通常的、正常的和簡單的關系，人們面對這種難于理解的情況，思想便發(fā)生了溷亂。在德國，也像在歐洲其他國家那樣，人們過分習慣于合法狀態(tài)，習慣于由政黨定期舉行的代表大會自由地正常地選舉“領袖”

48、，習慣于通過議會選舉、群眾大會、報章雜志，通過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變化等方便辦法來檢驗各政黨的階級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劇發(fā)展和內戰(zhàn)的展開，不得不放棄這種通常的辦法，而迅速轉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結合使用這兩種方式，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來推選或組成或保留“領導集團”，在這個時候，人們不知所措，開始臆想出一些荒謬絕倫的東西。大概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由于不幸生在一個具有特別優(yōu)越和特別穩(wěn)定的合法狀態(tài)的傳統和條件的小國，根本沒有見過合法狀態(tài)和不合法狀態(tài)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發(fā)生了溷亂而不知所措，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顯，這不過是未經很好考慮就胡亂使用“

49、群眾”和“領袖”這類當今“時髦”的字眼而已。這些人時常聽到并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卻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zhàn)爭末期和戰(zhàn)后時期，在一切國家裡，“領袖”和“群眾”的分離表現得特別明顯而突出。產生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間曾以英國為例作過多次說明。英國的壟斷地位使“群眾”分化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的領袖們總是投靠資產階級，直接間接地受資產階級豢養(yǎng)。馬克思所以光榮地被這班壞蛋痛恨，就是因為他公開地斥責他們是叛徒。現代（20世紀的）帝國主義造成了某些先

50、進國家的壟斷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中紛紛出現了叛徒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樣一種人，他們只顧自己這個行會的利益，只顧自己這個工人貴族階層的利益。于是機會主義的政黨就脫離了“群眾”，即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階層，脫離了大多數勞動者，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斗爭，不揭露這些機會主義的、背叛社會主義的領袖，使他們大丟其丑，并且把他們驅逐出去，革命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第三國際所實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 　　為此竟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

51、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德國的勞芬貝格、沃爾弗海姆、霍納、卡爾．施勒德爾、弗里德里希．文德爾、卡爾．埃勒，就是這樣的新領袖。[1]埃勒企圖使問題“深入一步”，他宣稱政黨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性”的，這真是荒謬絕頂，簡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堅持錯誤，深入一步地來為錯誤辯護，把錯誤“堅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錯鑄成駭人聽聞的大錯了。 　　否定政黨和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得到的結果。而這就等于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于資產階級。這也恰恰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持、不能團結、不能步調一致，而這些一旦得到縱容，就必然斷送無產階級的任何革命運動。從共產主義

52、的觀點看來，否定政黨就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崩潰的前夜（在德國）跳到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而不是進到它的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后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都還要存在好多年。也許，在沒有農民（但仍然有小業(yè)主?。┑挠?，這個時期可能會短一些。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zhèn)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

53、小資產階級的自發(fā)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fā)起來。要抵制這一切，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fā)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一般的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一切正直的人們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

54、是不可能的。戰(zhàn)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zhàn)勝”千百萬小業(yè)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yè)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蝕活動制造著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那種惡果。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會的問題。但是先讓我根據我們黨的經驗講幾句話來結束前一問題。在我們黨內，對于“領袖專政”的攻擊是一直都有的。我記得這樣的攻擊最早是在1895年，那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組已經開始形成，并且就要負起領導該城各區(qū)

55、小組的責任。在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0年4月）上，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所以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沒有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這種病沒有什麼危險，一經治癒，機體甚至會更加強壯。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們特別要把總指揮部，把領袖們“藏起來”，隱蔽起來，這有時就使我們黨內產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他斷送了幾十個上百個極優(yōu)秀極忠實的同志，使他們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許多人過早去世。他所以沒有能夠造成更大的禍害，是因為我們的合法工作

56、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確。為了取得我們的信任，馬林諾夫斯基作為黨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曾不得不幫助我們創(chuàng)辦合法的日報，這些日報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進行反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斗爭，并且能採用適當的隱蔽方式宣傳布爾什維主義的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個上百個極優(yōu)秀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送去服苦役，使他們喪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過合法報刊來幫助培養(yǎng)成千上萬個新的布爾什維克。對于這個事實，那些必須學會在反動工會裡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慮一下。[2] 　　在許多國家裡，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資產階級無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還會派遣姦細到共產黨裡來。對付這

57、種危險，辦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結合起來。 附注 [1] 《共產主義工人報》（1920年2月7日漢堡出版的該報第32號所載卡爾．埃勒《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工人階級不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就不能摧毀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摧毀政黨，它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民主?！? 　　羅馬語國家的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煳涂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那些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莊重的德國人（卡．埃勒和克．霍納通過在上述報紙上發(fā)表的文章特別莊重地証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同時他們又極其可笑地說出一些荒謬絕倫的話，暴露出他們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知識都沒有）

58、，竟也發(fā)表出這種極不恰當的議論。只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保証不犯錯誤。這一點俄國人特別清楚，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曾特別經常地成為“時髦的東西”。 [2] 馬林諾夫斯基后來在德國被俘。他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時回到俄國，立即被送交法庭審判，由我們的工人槍決了。孟什維克特別惡毒地攻擊我們竟讓一個奸細溷進了我們黨中央的這個錯誤?？墒钱斘覀冊诳藗愃够鶊?zhí)政時期要求逮捕杜馬主席羅將柯并且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zhàn)前就知道馬林諾夫斯基的奸細活動，卻沒有把這事告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時，同克倫斯基一起執(zhí)政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沒有支持我們的要求，因此羅將柯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鄧尼金去了。

59、六：革命家應當不應當在反動工會裡做工作？ 　　德國“左派”認為對這個問題無疑應當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只要對“反動的”和“反革命的”工會慷慨陳詞，怒氣沖沖地叫嚷一番（克．霍納在這方面干得特別“莊重”，也特別笨拙），就足以“証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主義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會裡做工作。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確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實際上這種策略是根本錯誤的，它只是幾句空話，毫無內容。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根據本文總的意圖，先從我國的經驗說起，因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當今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

60、普遍遵循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去。 　　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同工會的關系，現時在我國具體表現如下。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由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最近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920年4月）的統計，我們黨有黨員611000人。無論十月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后，黨員人數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黨員人數比現在少得多。我們擔心黨過分擴大，因為那些只配槍斃的野心家、劊子手一定會想方設法鑽進執(zhí)政黨裡來。最近一次我們敞開黨的大門（僅僅是對工農），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離彼得格勒只有幾俄里、而鄧尼金攻佔了奧廖爾

61、（距莫斯科約350俄里）的時候，也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這時候冒險家、野心家和劊子手以及一切不堅定的人，決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產黨飛黃騰達（倒可能預料到會因此上絞架或受拷打）。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最近一次代表大會，每1000個黨員選代表1人參加），由大會選出19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根據最近一次

62、工會代表大會（1920年4月召開）的統計，現有會員已經超過400萬。工會形式上是一種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大多數工會的領導機構，首先當然是全俄總工會的中央機構或常務機構（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都由共產黨員組成，執(zhí)行黨的一切指示?？傊@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較為廣泛的、極為強大的無產階級機構。黨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同本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如果沒有同工會的極密切的聯系，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沒有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而且在軍事建設方面奮不顧身的工作，那麼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這種極密切的聯系，實際上

63、就要進行很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工作：進行宣傳和鼓動，及時地和經常地與工會領導者以至一切有影響的工會工作者舉行會議，還要跟孟什維克作堅決的斗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不多），直到現在還在教唆他們進行各種反革命勾當，從在思想上維護（資產階級）民主，鼓吹工會“獨立”（不受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約束而獨立?。?，直到暗中破壞無產階級紀律，如此等等。 　　我們認為通過工會來聯系“群眾”還是不夠的。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踐創(chuàng)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fā)展和推廣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群眾的情緒，接近群眾，答復群眾的要求，從群眾當中提拔優(yōu)秀的人才來擔任公職等等。最近頒布

64、的關于把國家監(jiān)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項法令就授權這種非黨的代表會議選出國家監(jiān)察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其次，黨的全部工作當然都是通過不分職業(yè)而把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的蘇維埃來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構，就是在資產階級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國裡也是前所未見的；通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這種代表大會極為關注），以及通過經常把覺悟工人派往鄉(xiāng)村擔任各項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的專政，即對富有的、資產階級的、進行剝削和投機的農民展開經常的斗爭等等。 　　“從上面”來看，從實現專政的實踐來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總的結構就是這樣

65、。相信讀者一定會明白，為什麼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看來，在熟悉這種結構、觀察過它是怎樣在25年內從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組發(fā)展起來的布爾什維克看來，什麼“從上面”還是“從下面”，什麼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說，猶如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一樣。 　　至于德國左派談論什麼共產黨人不能而且不應該在反動工會裡工作，說什麼可以放棄這種工作，說什麼應該退出工會，必須另外創(chuàng)立一種嶄新的、極純的、由極其可愛的（也許大部分是極其年輕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種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奧的和極端革命的論調，在我們看來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樣幼稚可笑的胡說。 　　資本

66、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長期形成的工種和行當的差異；另一方面是各工種的工會，它們只有十分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才能發(fā)展成為而且一定會發(fā)展成為規(guī)模較廣而行會氣味較少的產業(yè)工會（包括整個生產部門，而不僅是包括同行、同工種、同行當），然后經過這種產業(yè)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yǎng)出全面發(fā)展的和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會做一切工作的人。共產主義正在向這個目標前進，必須向這個目標前進，并且一定能達到這個目標，不過需要經過許多歲月。如果目前就企圖提前實現將來共產主義充分發(fā)展、完全鞏固和形成、完全展開和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的東西，這無異于叫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才來著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想用其他任何辦法來完成這項任務都是異想天開，簡直不值一提。 　　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建立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大進步，使工人由散漫無助的狀態(tài)過渡到了初步的階級聯合。當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