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名詞解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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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七段 三古之分，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在三古之內(nèi)，又可以細分為七段。 上古期：先秦兩漢（公元3世紀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漢 中古期：魏晉至明中葉（公元3世紀至16世紀） 第三段：魏晉至唐中葉（天寶末） 第四段：唐中葉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葉（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葉至“五四”運動（公元16世紀至20世紀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鴉片戰(zhàn)爭（1840） 第七段：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運動（1919） 三古七段說主要著眼于文學本身的發(fā)展變化，體現(xiàn)出它的階段性，而將其他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fā)展變化的背景；將文學本身的發(fā)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jù)，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的參照。 神話 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shù)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以故事的形式表現(xiàn)了遠古人民對自然、社會現(xiàn)象的認識和愿望。神話通常以神為主人公，包括各種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情節(jié)一般表現(xiàn)為變化、神力和法術(shù)，其意義通常顯示為對某種自然或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有的表達了先民征服自然、變革社會的愿望。只有當人類可以憑借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情，表達對自然和社會的領(lǐng)悟時，神話才有可能產(chǎn)生。神話在后世仍具有文學魅力，啟發(fā)后世的文學創(chuàng)作。 《山海經(jīng)》 是我國古代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話學價值。約成書于戰(zhàn)國初到漢初之間，應是由不同時代的巫覡、方士根據(jù)當時流傳的材料編選而成，實際上是一部具有民間原始宗教性質(zhì)的書。全書共分山經(jīng)五卷、海外經(jīng)四卷、海內(nèi)經(jīng)五卷、大荒經(jīng)四卷，內(nèi)容極其駁雜，除神話傳說、宗教祭儀外，還包括我國古代地理、歷史、民族、生物、礦產(chǎn)、醫(yī)藥等方面的資料，其中海經(jīng)、大荒經(jīng)的神話色彩最濃。諸如鯀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神話流傳廣遠，對我國神話的傳播和研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神話歷史化 即把神話看成歷史傳說，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為人的祖神，并把神話故事當做史實看待，虛構(gòu)出始祖及其發(fā)展譜系。這一文化現(xiàn)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現(xiàn)過。中國的神話歷史化，是史學家、思想家們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在正統(tǒng)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難以納入歷史譜系中的半人半獸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殺殆盡，違背理性化原則的神話也都遭到削刪。另一方面，對神話進行歪曲的解釋，使其成為某種現(xiàn)實事件，從而成為構(gòu)筑遠古歷史的一塊基石。改造的結(jié)果是使神話大量消亡，歷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譜系更加嚴密。 《詩經(jīng)》 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詞。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獻之詩、采集于各地的民間之詩以及周王朝樂官保存下來的宗教和宴饗中的樂歌等，產(chǎn)生于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約在公元前6世紀編定成書，作者包括了從貴族到平民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絕大部分已不可考。 風、雅、頌 風即音樂曲調(diào)，國風即各地區(qū)的樂調(diào)。國是地區(qū)、方域之意。十五國風160篇，即這些地區(qū)的地方土樂。國風中，豳風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數(shù)產(chǎn)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東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樂，西周王畿的樂調(diào)，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數(shù)篇目可能是東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層貴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層貴族，也有下層貴族和地位低微者。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許多都是舞曲，音樂可能比較舒緩。周頌31篇，產(chǎn)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魯頌4篇，產(chǎn)生于春秋中葉，都是頌美魯僖公之作。商頌5篇，約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 三家詩 秦火以后，《詩經(jīng)》以其口耳相傳、易于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xiàn)了今文的魯、齊、韓三家詩。它們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并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于世。后來三家詩先后亡佚，今本《詩經(jīng)》，就是“毛詩”。 《七月》 是風詩中最長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敘述了農(nóng)夫一年間的艱苦勞動過程和他們的生活情況。全詩以時令為序，順應農(nóng)事活動的季節(jié)性，把風俗景物和農(nóng)夫生活結(jié)合起來，全面深刻、生動逼真地反映了西周農(nóng)人的生活狀況。詩中客觀反映出農(nóng)夫生活和貴族生活的懸殊，在對當時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農(nóng)夫生活的平鋪直敘中抒發(fā)了哀怨和不滿。 賦比興 是《詩經(jīng)》的主要創(chuàng)作手法，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說流傳最廣：“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薄氨日撸员宋锉却宋镆?。”“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焙喲灾x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guān)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fā)詩人情感，引起詩人歌唱，大多在詩歌的發(fā)端。這三種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創(chuàng)造詩歌的藝術(shù)形象，抒發(fā)詩人的情感。 比興 《詩經(jīng)》中作為詩歌起頭協(xié)調(diào)音韻、喚起情緒的興，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為后代詩人廣泛繼承。比和興都是以間接的形象表達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興合稱，用來指《詩經(jīng)》中通過聯(lián)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創(chuàng)作手法。這種觸物動情、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構(gòu)成情景交融的藝術(shù)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甲骨卜辭 殷人用龜甲、獸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還包括日后吉兇應驗情況，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辭。清末發(fā)現(xiàn)于安陽，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辭所記的內(nèi)容相當豐富，包括祭祀、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田獵、風雨、戰(zhàn)爭、疾病等方面，真實樸素地反映了殷商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狀況。甲骨卜辭記事比較簡單，不成系統(tǒng)，保持了商代記事文字的原貌，短輒幾字，長達百馀字。 銅器銘文 有長有短，廣泛記述了社會生活。商代銘文記事簡單，形式一律。周代銘文字數(shù)增加了，內(nèi)容更加復雜，不僅有記事文字，還出現(xiàn)了與《尚書》誥命類似的記言文字。商周銅器銘文，反映了我國早期記事記言文字由簡至繁的發(fā)展。 《尚書》 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匯編，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虞書堯典》等為后人追述。《商書盤庚》是我國記言文之祖，其訓辭古樸艱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吨軙分饕钦a與誓兩種文體，記周公言論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態(tài)、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會關(guān)系。今本《尚書》，大約只有《今文尚書》28篇可信。《尚書》文字古奧典雅，有一定的語言技巧，且這些文誥都是單獨成篇，有完整的結(jié)構(gòu)，對先秦歷史敘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響。 《春秋》 本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歷史的通稱，后特指經(jīng)過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它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的歷史，對這一時期的史事作了簡潔的大綱式的敘述?！洞呵铩钒磿r間順序編排歷史事件，記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具備了明確的時間觀念和自覺的記事意識、寫作義例，記事系統(tǒng)而簡略，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敘事散文?！洞呵铩肥恰岸Y義之大宗”，維護周禮，反對僭越違禮行為，貶斥邪說暴行。這種思想傾向在史事的簡略記述排比中表現(xiàn)出來。 春秋筆法 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貶、在謹嚴的措辭與修辭上的細微差別中表現(xiàn)作者愛憎的寫法。如殺有罪為“誅”，殺無罪為“殺”，下殺上曰“弒”等。這種在史著中灌注強烈感情色彩的作法，為后代史傳文學所繼承。 《左傳》 全稱《春秋左氏傳》，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對此頗多疑義。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基本與《春秋》重合，還有個別戰(zhàn)國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記事為綱，增加了大量的歷史事實和傳說，敘述了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描寫了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以禮之規(guī)范為評判標準，表達了維護周禮、尊禮尚德、以民為本的思想。敘事手法高超巧妙，敘述語言簡練含蘊，詞約義豐，作為先秦散文的“敘事之最”，標志著我國敘事散文的成熟。 春秋三傳 除《左傳》外，還有《公羊傳》和《榖梁傳》。這兩部書側(cè)重闡發(fā)《春秋》經(jīng)義，敘事較少，以議論為主。《公羊傳》文風淳樸簡勁，語言凝練準確，《榖梁傳》亦文字簡樸，議論精深。二書文學價值雖不能與《左傳》并論，但在經(jīng)學史、思想史、學術(shù)史上都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公羊傳》，在漢代和晚清，都曾為顯學。 《國語》 是一部國別史，全二十一卷，分別記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是各國史料的匯編，成書約在戰(zhàn)國初年。各國“語”在全書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國記述事跡各有側(cè)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周語》側(cè)重論政記言。《魯語》主要針對一些小故事發(fā)議論?！洱R語》主要記管仲和桓公的論政之語。《晉語》篇幅最長，共有九卷，側(cè)重于記述晉文公的事跡?！多嵳Z》主要記史伯論天下興衰的言論?！冻Z》主要記楚靈王、昭王時期的事跡?！秴钦Z》獨記夫差伐越和吳之滅亡。《越語》則僅記勾踐滅吳之事。 《戰(zhàn)國策》 凡三十三卷，由漢劉向整編。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諸國軍政大事。時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國。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游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策略，反映了戰(zhàn)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戰(zhàn)國后期縱橫家，最后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為《戰(zhàn)國策》。書中表現(xiàn)了縱橫家的思想與人生觀：崇尚謀略，強調(diào)審時度勢，肯定舉賢任能；追求功名顯達，富貴利祿。《戰(zhàn)國策》以其辯麗橫肆的文風，雄雋華贍的文采，標志著先秦敘事散文語言運用的新水平。 《論語》 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纂錄，在戰(zhàn)國初年編輯成書?！墩撜Z》每篇標題取自首章首句中的兩個字，各篇之間沒有時間的先后順序，每篇內(nèi)各章之間也沒有共同的主題?！墩撜Z》表現(xiàn)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實、含蓄雋永的語言，表達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豐富的語氣詞，使其語言更為委婉。語錄體是《論語》文體的基本特征，它或記錄孔子的只言片語，或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的對話，短小簡約，沒有構(gòu)成單篇、形式完整的篇章。這種在對話中說理的形式，直接影響了先秦說理文的體制。 《老子》 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兩卷，故又被稱為《道德經(jīng)》。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學思想，探討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學問題，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尋萬物本源時，并未忘懷現(xiàn)實人生，書中表現(xiàn)出作者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猶如一組辭意洗煉的哲理詩，采用大量的韻語，排比、對偶句式，行文參差錯落，猶如魚龍曼衍，變化多端，常以比喻來表現(xiàn)深刻的哲理。《老子》以韻文為主、韻散結(jié)合的形式，成為先秦說理文的另一形態(tài)。 《莊子》三言 《莊子》的創(chuàng)作方法“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寓言即虛擬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語。人們習慣于以“我”為是非標準，為避免主觀片面，把道理講清，取信于人，必須“藉外論之”。重言即借重長者、尊者、名人的言語，為使自己的道理為他人接受，托己說于長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無心、自然流露之語言，這種言語層出無窮，散漫流衍地把道理傳播開來，并能窮年無盡，永遠流傳下去。 楚辭 本意是楚地的歌辭。這一詞匯最早見于《史記酷吏列傳》。戰(zhàn)國后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文人在《詩經(jīng)》以及楚國民歌、巫歌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了一種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diào)、語言、名物的詩賦，在形式上與北方詩歌有較明顯的區(qū)別，故后世稱之為“楚辭”。西漢末，劉向把屈原、宋玉和漢人的模擬之作，編成《楚辭》一書，“楚辭”又成了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另外，由于楚辭和漢代賦作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賦”之稱。 《離騷》 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一首長篇抒情詩。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離騷”二字，司馬遷認為是遭受憂患的意思（《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保Ｆ鋵懽髂甏话阏J為是在屈原離開郢都往漢北之時。《離騷》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宗國愿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發(fā)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愛國和忠君，和宗族感情連在一起，關(guān)切楚國現(xiàn)實。 《九歌》 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產(chǎn)物，共11篇。據(jù)聞一多觀點，首尾兩章（《東皇太一》和《禮魂》）分別為迎、送神曲，中間九章為娛神曲?！稏|皇太一》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豐?。ㄓ置留瑁断婢贰断娣蛉恕方约老嫠?，《大司命》祭主壽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東君》祭太陽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國殤》祭陣亡將士之魂?！毒鸥琛芬悦鑼憪矍闉橹?，也表達了對神靈的贊頌和祭者的虔敬之情，以及陣亡將士的勇烈悲壯?！毒鸥琛肥乔L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表現(xiàn)出幽微綿緲的情致和纏綿哀婉的風格。 《天問》 是楚辭中一首奇特的詩歌。所謂“天問”，就是列舉出歷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現(xiàn)象，對天發(fā)問，探討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發(fā)展的道理。詩中一共提出了172個問題，大致次序是先問天地之形成，次問人事之興衰，最后歸結(jié)到楚國的現(xiàn)實政治。在一連串的問號后面，詩中表現(xiàn)出屈原焦慮而急切的情感狀態(tài)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九章》 是屈原所作的一組抒情詩歌的總稱，包括《橘頌》《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等9篇作品?！熬耪隆敝蠹s是劉向編訂屈原作品時所加上的，內(nèi)容主要敘述身世和遭遇。其中《橘頌》全篇比興，四言體，借詠物述志，以砥勵自己的品質(zhì)和情操?！冻樗肌肥乔跐h北所作，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時所作，抒寫自己憂國傷時的情懷?！栋й酚浭隽肆魍鼋系穆肪€，亦情亦景，憂思綿綿，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緒轉(zhuǎn)為激烈，聲調(diào)慷慨，盡情傾訴自己的悲憤?！渡娼吠怀鍪銓懥俗约毫x行高潔，而不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達了終不變心從俗的決心。詩中以奇異的服飾象征品格的清高脫俗，文氣從容淡雅，舒暢跌宕。此外，《懷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約作于赴淵前不久，也很感人。總之，《九章》具有更多的紀實性，藝術(shù)上主要采取直接鋪敘、反復抒寫的手法，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則略遜于《離騷》。 《毛詩序》 又稱《詩大序》。漢代解說《詩經(jīng)》有齊、魯、韓、毛四家，后來前三家失傳，僅存毛詩。毛詩在《詩經(jīng)》各篇名下都有解釋詩義的序言。首篇《關(guān)雎》下有一篇總綱式的序論，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詩歌的性質(zhì)、作用、體裁和表現(xiàn)方法，主張詩歌要“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來規(guī)范情感的表現(xiàn)。它強調(diào)詩歌的諷諫教化作用，將其功能歸結(jié)為“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有很濃的“工具論”色彩。漢代文學批評主要是以《毛詩序》的上述觀點為尺度，對各種文學現(xiàn)象作出判斷，成為漢代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diào)。 漢賦 是漢代賦體文學的總稱，包括騷體賦、漢大賦和抒情小賦，其中大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漢賦對諸種文體兼收并蓄，形成新的體制。它借鑒楚辭、戰(zhàn)國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敘事手法，并往往將詩歌融入其中。賦既有詩歌講求押韻和形式整飭的特點，又有散文句型自由、無嚴格的格律限制的特點，兼具詩歌與散文的表現(xiàn)功能，是兩者的綜合性文體。枚乘的《七發(fā)》標志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后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同時，張衡的《歸田賦》突破舊的傳統(tǒng)，開創(chuàng)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呂氏春秋》 秦相呂不韋招集門客輯合百家九流之說編寫而成，成書約在公元前239年，出于眾人之手，內(nèi)容不免駁雜，風格不完全統(tǒng)一，因此《漢書藝文志》將之列為“雜家”。全書分十二紀，每紀5篇；八覽，每覽8篇；六論，每論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書條分理順，篇章劃分十分整齊，從結(jié)構(gòu)上組成了一個“法天地”的完整體系。書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文風平實暢達，用事說理頗為生動；創(chuàng)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生動簡練，中心突出，結(jié)尾處往往點明寓意，一語破的?！秴问洗呵铩奉A示了在秦漢大一統(tǒng)王朝即將出現(xiàn)之際，諸子百家思想逐漸從分到合，朝著為封建大一統(tǒng)建構(gòu)理論的方向演變。 《淮南子》 由淮南王劉安招致門客編成，共21篇，十幾萬字，是西漢的一部大著述。原稱《淮南鴻烈》，作者自認為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為漢代治國法典，實以道家思想為主而雜以孔、墨、申、韓之說。作為一部理論著作，其論說博奧深宏，無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1多引用歷史、神話、傳說，帶有鮮明的浪漫色彩；2采用辭賦寫法，廣征博引，反復論證，以描寫和敘述的方式來明事說理；3以多樣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鋪張揚厲的風格，造成波瀾壯闊的氣勢。 九體 在賈誼《吊屈原賦》之后，出現(xiàn)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為主題的騷體賦，諸如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等，這些作品一脈相承，九章成篇，體制固定，主題相類，作為騷體賦的一種體制，雖然規(guī)模未大，卻具備了獨有的格局，與大賦中的“七體”互相輝映，是為“九體”。 梁園文人群體 西漢初，各路諸侯聚攬賓客，大興養(yǎng)士之風，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形成了多個以諸侯王為中心的文學群體，其中以梁孝王的梁園聲名最盛。當時的俊逸之士如枚乘、莊忌、鄒陽、公孫詭、羊勝等從孝王游于梁園，形成“彬彬之盛”，其良好氛圍激發(fā)了這些人的文學才能，對漢代文學的發(fā)展具有一定推進作用。 七體 始于枚乘的《七發(fā)》，因其賦寫七事的鋪排體制和卓越的文學成就而為后世文人仿作。其中不乏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劉廣世的《七興》、崔骃的《七依》、李尤的《七款》、張衡的《七辯》、馬融的《七厲》等等，如此等等，數(shù)量眾多。因此，蕭統(tǒng)《文選》和劉勰《文心雕龍雜文》于賦體之外別立“七體”。 揚雄“四大賦” 揚雄作有《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揚賦》等作品?！妒穸假x》作于居蜀期間，為后世京都大賦之先聲。余下四賦是揚雄大賦的代表作，史稱“四大賦”。這四篇作品模仿司馬相的飛痕跡非常明顯，尤其是后兩篇，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與《子虛賦》《上林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極力夸張渲染，鋪張揚厲，詞采紛披，語言奢麗。相比之下，揚雄賦更顯理性特征，并體現(xiàn)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鮮明地反對擾民、虐民行為。 “發(fā)憤著書”說 主要見于《屈原列傳》《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司馬遷繼承屈原的“發(fā)憤以抒情”而提出了著述創(chuàng)作與作家情志之間關(guān)系的著名觀點。他把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抒發(fā)抑郁之情的一種方式，是遭受壓抑以后的情感爆發(fā)。這種文學理論在漢代難以發(fā)展，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jīng)學思想的超越和沖擊。 《史記》“三家注” 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張守節(jié)《正義》等《史記》三家注釋，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刪節(jié)，合稱《史記》“三家注”。 樂府詩 是指兩漢時期由朝廷樂府系統(tǒng)或相當于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guān)搜集、保存而流傳下來的詩歌。作者涵蓋了從帝王到平民各階層，上作于廟堂，下采自民間，文人也曾參與創(chuàng)作。1西漢的音樂管理部門有太樂令和樂府。太樂主管郊廟之樂，樂府執(zhí)掌天子及朝廷平時所用的樂章，以楚聲為主。最初用楚聲演唱的樂府詩是《安世房中歌》17章。2武帝時期，樂府的職能進一步強化，除了組織文人創(chuàng)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搜集各地歌謠。3東漢管理音樂的機關(guān)改為太予樂署和黃門鼓吹署，后者實際發(fā)揮著西漢樂府的作用，搜集、演唱樂府詩歌并得以保存。4魏晉至隋唐，樂府的含義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僅是音樂官署的名稱，人們把這種音樂官署所采集的詩篇——漢人原來叫“歌詩”的，以及后世文人的模仿之作也稱作“樂府”，以和未曾合樂的“徒詩”相區(qū)別。于是“樂府”一詞又引申為一種詩體名稱。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編。詩集收錄了兩漢至唐五代的樂府詩，也兼及先秦歌謠，全書共一百卷，是保存樂府詩歌最完備的總集。郭茂倩把漢至唐的樂府詩搜集在一起，共分為12類：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兩漢樂府詩主要保存在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和雜歌謠辭中，而以相和歌辭數(shù)量最多。 述行賦 出現(xiàn)于西漢后期，主要敘寫作者的游歷與感慨。漢代紀實性述行賦在融會古今、抒發(fā)歷史滄桑感方面有許多新的開拓。賦中出現(xiàn)的地域連貫密集，思想感情相對集中，每篇作品各有投射的焦點。各有基調(diào)和主題，治世之作嘆存沒，衰世之作嘆治亂。劉歆的《遂初賦》是開山之作，具有明顯的借古諷今的性質(zhì)，是衰世文人的慨嘆，關(guān)注社會治亂問題。班彪的《北征賦》是亂世嘆興亡之作，所述行程由近及遠，追溯歷史則由遠及近，時空順序交錯，兩條線索非常清楚，又相互纏繞。班昭的《東征賦》溝通古今，強調(diào)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追念先賢的感情波動由強到弱，呈遞減趨勢，和行程的時空推移相呼應。 《吳越春秋》 是成書于東漢的一部歷史散文，趙曄撰。其書今存十卷，主要敘述吳越爭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吳為主，后五卷以越為主。該書所敘重要事件都明確標示年代，但多有訛誤，在體例上兼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雛形。1敘事完整。各章有其重點，保持相對獨立性；各章之間前后貫通，一脈相承，講述的故事具有連續(xù)性。2故事情節(jié)曲折多變，多通過移植聯(lián)綴把本來互不相關(guān)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給人以真實感，產(chǎn)生震撼人心的力量。3許多情節(jié)吸收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荒幻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開志怪小說的先河。4注重人物形象刻畫，特別注重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寫，以此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征，對后代小說的人物形象刻畫有很大影響。 《論衡》 是東漢的一部政論散文集，作者王充。全書85篇，從《逢遇》篇到《物勢》篇共14篇，選材角度較新，作者闡述人的遭遇、命運、天性、才氣、骨相等頗有深度的議題，體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實的積極參與和對人類的終極關(guān)懷。最能代表王充疾虛妄宗旨的是“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王充不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世俗的虛妄之說，而且對圣賢之言、經(jīng)典之文也多有辯駁，指出其夸大失實、不盡可信之處。作者用事實說話，援引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事例批駁各種虛妄之論。在此過程中，或同類相證，或巧用比喻，或從生活經(jīng)驗出發(fā)，或進行邏輯推理，從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開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為了論證得透徹充分，每篇都反復詰難，多方發(fā)揮，文風雄辯。文字接近漢代口語，用詞樸實無華，不重雕琢，既準確精練，又通俗易懂。 《古詩十九首》 出自漢代文人之手，非一時一地所作，其基本內(nèi)容主要抒發(fā)游子的羈旅情懷和思婦閨愁，以及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鳴和憂生之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詩人們在諸多方面產(chǎn)生痛苦的體驗和獨特的感受，詩中透徹地揭示出許多具有深邃意蘊的人生哲理，詩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对娖贰吩u曰：“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彼砹藵h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文心雕龍》 南朝梁代劉勰著，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chuàng)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它的內(nèi)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有二：1論述了文學發(fā)展的外部原因和內(nèi)部規(guī)律。它認為“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風俗、政治興衰聯(lián)系起來，并認為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部規(guī)律在于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交互作用；2總結(jié)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揭示了創(chuàng)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作論，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段男牡颀垺返某霈F(xiàn)，標志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 《文選》 是現(xiàn)存最早的文學總集，南朝梁代蕭統(tǒng)編撰，李善注《文選》60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馀篇。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然后在一些大類下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其中詩占近13卷，共334首，是各類中數(shù)量最多的?！段倪x》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并逐漸形成“文選學”，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 魏晉玄學 是魏晉正始時期形成的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理論形態(tài)。它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jīng)籍的方法，對打破漢代繁瑣經(jīng)學的統(tǒng)治起了積極的作用。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等。對文學和藝術(shù)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言詩作為魏晉玄學的載體，百年來沉淀出了理趣，被宋代詩人發(fā)揮到極致。從文學發(fā)展的角度看來，玄言詩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殺的歷史地位。 魏晉風流 是魏晉時期士大夫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否定漢儒為人準則，破執(zhí)除障，打開人生的新的窗戶，還自我以本來的面目。構(gòu)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表現(xiàn)在外的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追求藝術(shù)化的人生和個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一些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魏晉風流的代表人物，對中國古代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安文學 是指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年間和魏朝前期的文學，文壇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在他們周圍集中了王粲、劉楨等一批文學家，其創(chuàng)作反映了動亂的時代，為中國詩歌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并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清峻慷慨、剛健有力的文風。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采氣骨兼?zhèn)?，“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曹氏父子的創(chuàng)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徒詩的轉(zhuǎn)變，為五言詩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 鄴下文人集團 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鄴城，招納天下文人學士，彬彬之盛，極于一時，史稱“鄴下時期”。鄴下文學以曹丕、曹植兄弟為中心，以王粲、劉楨、徐幹等人為骨干，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對文人五言詩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這些文人詩酒唱和，開創(chuàng)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備了文人集團的性質(zhì)。 建安七子 曹丕《典論論文》稱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為“七子”。 其中王粲、劉楨的成就最突出，鐘榮《詩品》列之于上品。（與鄴下文學有關(guān)）王粲的詩作多紀漢末戰(zhàn)亂，寫其羈旅之情和壯志難酬的感慨，感情深沉，慷慨悲壯，劉勰許為“七子之冠冕”。劉楨的詩作多為贈答詩和游樂詩，風格“壯而不密”，俊逸奇麗，純以氣勢取勝，顯示出目無千古、踔厲奮發(fā)、慷慨磊落的氣概。 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 非一時一地所作，抒感慨，發(fā)議論，寫理想，內(nèi)容或借古諷今，或借游仙諷刺世俗，或借寫美人香草寓寫懷抱。詩中遷逝之悲、禍福無常之感觸目皆是，體現(xiàn)了作者孤獨苦悶、憂憤深廣的情懷。詩中多用悲哀、凄愴、涕下、咨嗟等詞語，詩風隱約曲折，“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常借比興、象征手法來表達感情、寄托懷抱。這些詩作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太康詩風 是指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西晉詩風。鐘嶸在《詩品序》中舉張協(xié)、張載、張亢兄弟，陸機、陸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為其代表人物。潘、陸諸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努力：1擬古，摹擬《詩經(jīng)》、漢樂府和《古詩》；2追求形式技巧的進步和繁縟的詩風，描寫繁復詳盡，色彩華麗；3大量運用排偶。他們的詩作促進了南朝山水詩的發(fā)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 左思《詠史》詩 內(nèi)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對士族的蔑視與抗爭。詩作多引史實，借古諷今，對現(xiàn)實政治持批評態(tài)度，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造語奇?zhèn)?，?chuàng)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云。這些詩開創(chuàng)了詠史詩借詠史以詠懷的新路，成為后世詩人效法的范例。 游仙詩 詩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為題材則可上溯到戰(zhàn)國時期。屈原的《遠游》，借游仙抒發(fā)抑郁不得志，曹植的《遠游篇》《仙人篇》等繼承之；秦代的《仙真人詩》，內(nèi)容當為求仙訪藥、追求長生之類，漢樂府《董逃行》《長歌行》等繼承之。郭璞的游仙詩，今存19首，有9首為殘篇。主要寫隱居高蹈，寄托其仕宦失意、壯志難酬，以抒發(fā)苦悶情懷。詩作文采富麗，辭多慷慨，坎宕詠懷，寄托高遠，繼承了《詩》《騷》的比興寄托傳統(tǒng)。 《蘭亭集》 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與諸名士文人會于蘭亭，欣賞山水，流觴賦詩。王羲之、謝安、孫綽等人皆有所作，共成詩37首，編為《蘭亭集》。詩中或抒寫山水游賞之樂，表現(xiàn)山水審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發(fā)玄理。詩作藝術(shù)水平都不高，但標志著詩人已開始留意山水審美，并從中體悟玄理，預示著山水詩的興起。蘭亭雅集對中國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響，同時對詩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動作用。 東晉玄言詩 興盛于東晉，一方面是魏晉玄學及清談之風興盛與山水之美相混合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也與東晉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態(tài)有關(guān)。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玄言詩將玄釋合流，崇尚心隱與適意，即因循自然和闡發(fā)玄理，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缺乏形象。藝術(shù)價值雖不高，但它對后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尤其在詩歌說理所積累的正反面經(jīng)驗方面。 顏謝 鐘嶸《詩品序》：“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之為輔?！鳖佈又某删瓦h不及謝靈運，“尚巧似”是他與謝靈運詩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謝詩更加錘煉雕飾，凝練規(guī)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辭藻，而缺乏情致。其詩被鮑照稱為“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永明體 南朝齊永明年間，周颙發(fā)現(xiàn)漢語的四聲，沈約將四聲的知識運用到詩律上，并與謝朓、王融共同創(chuàng)立了“永明體”，試圖建立比較嚴格的、聲調(diào)和諧的詩律，并在詞藻、用事、對偶等方面做了許多新的探索。其詩體特征為：句式漸趨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為多，律句大量涌現(xiàn)，用韻嚴密，平仄相對的觀念比較明確，但還沒形成“粘”的概念?！坝烂黧w”的產(chǎn)生，使得詩歌在完善藝術(shù)形式美的進程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為后來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 八病 在南朝齊永明年間，沈約等人將四聲的區(qū)辨同傳統(tǒng)的詩賦音韻知識相結(jié)合，研究詩句中聲、韻、調(diào)的配合，并規(guī)定了一套五言詩應避免的聲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記述的“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竟陵八友 是指竟陵王蕭子良文學集團的八位文人，即：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該集團經(jīng)常集體賦詩，同題共詠，有時帶有競賽的意味，場面十分熱烈。 宮體詩 梁陳時期，南朝民歌進入宮廷，經(jīng)統(tǒng)治者及宮廷文人的潤色修改，宮廷艷情詩達到了高潮。其內(nèi)容主要以宮廷生活為描寫對象，具體的題材不外乎詠物與描寫女性，大多將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內(nèi)，包括她們的容貌、體態(tài)、服飾及器物等方面。詠物之作亦占很大比重，內(nèi)容貧乏，單純詠物而毫無寄托，只講究詞藻與對偶。發(fā)展了吳歌西曲的藝術(shù)形式，并繼續(xù)了永明體的藝術(shù)探索而更趨格律化。情調(diào)上傷于輕艷，風格上比較柔靡緩弱，注重詞藻、對偶與聲律，語言風華流麗，對后來律詩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唐代詩人提供了足資借鑒的藝術(shù)經(jīng)驗。 徐庾體 是指梁朝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置身東宮時所作的風格綺艷流麗的詩文，就其文學淵源而言，是沿著永明體講究聲律、詞藻的方向，進一步“轉(zhuǎn)拘聲韻，彌尚麗靡”。 駢文 發(fā)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晉，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續(xù)不衰。重視對偶、聲律、用典和辭采的美感。它的出現(xiàn)突破了早期散文過于古樸簡單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發(fā)展，且日益精致華美。但是發(fā)展到后來，弊端也隨之而生：對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內(nèi)容的充分表達；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澀難懂；一意追求華麗辭藻，內(nèi)容空虛浮泛。華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達思想、反映現(xiàn)實的障礙。 元嘉三大家 謝靈運的賦作多以山水為題材，諸如《嶺表賦》《長溪賦》《山居賦》等，狀物寫景的巧似，選字修辭的清新，與其山水詩的成就互為呼應。顏延之的駢文以典麗縝密見長，用典繁博，修辭巧麗，代表作有《赭白馬賦》《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陶征士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鮑照以奇峭之風運妍麗之辭，《蕪城賦》與《登大雷岸與妹書》是這種奇麗風格的代表。 《水經(jīng)注》 約成書于北魏延昌、正光年間，酈道元撰。這是我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三十萬多字，詳細介紹了我國一千多條河流以及與其相關(guān)的郡縣、城市、物產(chǎn)、風俗、傳說、歷史等。書中不以南北為鴻溝，并表現(xiàn)出對東晉以后南方地志的廣泛參考和吸取，寄寓著作者希望祖國大一統(tǒng)的理念。作者對“山水之美”作親切生動的描述，并從山水之美中得到“暢清”、“游神”的體驗，文筆雄健俊美，清朗疏樸，對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記文影響極大。 筆記體小說 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言小說，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只言片語。在故事情節(jié)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guī)模，作品的數(shù)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缺少藝術(shù)虛構(gòu)，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tài)。 志怪志人小說 志怪小說記述神仙方術(shù)、鬼魅妖怪、殊方異物、佛法靈異，許多作品表現(xiàn)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民間故事和傳說。志人小說記述人物的逸聞軼事、言談舉止，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一些面貌。 《世說新語》 又稱《世說》、《世說新書》，劉義慶編撰，劉孝標為之作注，補充了不少史料。卷帙門類有所不同，共36門。其上卷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是為孔門四科，說明此書的思想傾向有崇儒的一面。書中主要記錄了魏晉名士的逸聞軼事和玄虛清淡，是一部魏晉風流的故事集，其中品題人物最常見的審美概念為真、深、朗三者，多有談玄論佛以及蔑視禮教的內(nèi)容，其思想傾向較為博雜。1“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2語言簡約含蓄，雋永傳神，透出種種機智和幽默。3對后世文學影響深刻，不僅模仿它的小說不斷出現(xiàn)，而且不少戲劇、小說也都從中取材。 貞觀詩風 是指初唐的詩歌創(chuàng)作風氣，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一開始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剛健質(zhì)樸；而后起于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唐太宗的詩里常常壯大懷抱與華采并存，楊師道、李百藥等人多奉和應制之作，在聲律辭藻方面日趨精妙，而其風格趣味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上官體 指唐貞觀、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nèi)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對景物細致觀察，自鑄新詞以狀物色，追求綺錯婉媚之美，將五言詩的寫景狀物技巧大大推進了一步。上官儀以高度純熟的技巧，沖淡了齊梁詩風的浮艷雕琢；但詩的題材內(nèi)容還局限于宮廷文學應制詠物的范圍之內(nèi)，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氣。 初唐四杰 指唐高宗至武后初年間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其中盧、駱長于歌行，王、楊長于五律。他們有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努力擺脫齊梁詩風的影響，突破宮體詩的狹小范圍，積極開拓詩歌的思想題材，對詩歌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詩中出現(xiàn)了壯大的氣勢和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一些作品講究聲律，追求詞采的工麗和韻調(diào)的流轉(zhuǎn)，促進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文章四友 指初唐詩人杜審言、李嶠、蘇味道、崔融。他們基本上是武后時期的宮廷詩人，專力寫律詩，內(nèi)容貧乏，文辭浮艷，對律詩的形成有一定作用。其中杜審言成就最高。 沈宋 指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是武后時期有代表性的臺閣詩人。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多限于應制酬唱和詠物、贈別，點綴升平，標榜風雅，難免有詞藻文飾、內(nèi)容貧乏之弊。但他們在詩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聲病，約句準篇，聲律準確，主對工整，推動了律詩的發(fā)展，五律至此定型，對唐代律詩做出了突出貢獻。 唐詩風骨 陳子昂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理論主張。他對風骨的追求及其詩美理想，對于唐詩的變革具有關(guān)鍵性的意義。1詩歌中的昂揚情調(diào)：蘊涵著壯偉情懷與豪俠之氣，展現(xiàn)出不甘平庸、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2 對六朝以來特別是齊梁時期的詩歌進行批評，指出它們的弊病在于“彩麗競繁，興寄都絕”，將漢魏風骨和風雅興寄聯(lián)系起來。3提出了“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的詩美理想，要求將壯大昂揚的情思與聲律、詞采的美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造健康而瑰麗的文學。 吳中四士 指初唐時期的賀知章、張旭、張若虛和包融。他都是江浙一帶人，這一帶古屬吳郡，也叫吳中，因此人們稱他們?yōu)閰侵兴氖俊? 七言歌行 是七言古詩與駢賦相互滲透和融合而產(chǎn)生的一種詩體，為南朝宋鮑照所創(chuàng)，在發(fā)展過程中吸收了南朝樂府和近體詩的一些影響。以五、七言為主而夾雜少量三言的體式，具有一種流動感，駢賦中間的蟬聯(lián)句式，往往能使全篇的氣勢為之一振。到初唐時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和劉希夷《代悲白頭翁》的出現(xiàn)，標志著這種體裁正式形成。 山水田園詩派 盛唐詩歌流派，代表詩人有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等。他們的詩歌以描繪自然山水和田園風光為主，表現(xiàn)了返璞歸真、怡情養(yǎng)性的情趣，色彩淡雅，風格清新自然，意境淡遠閑適，寫景狀物工致傳神。 邊塞詩派 盛唐邊塞詩派詩人以高適、岑參為代表，另有王昌齡、王之渙、李頎等。詩歌內(nèi)容上大都描繪雄奇壯麗的邊塞風光，抒寫立功塞外的英雄壯志，歌頌將士不畏艱苦、抗敵御侮的愛國熱情，同時也揭露了軍中的苦樂不均，表現(xiàn)了戰(zhàn)爭給人民造成的痛苦，具有慷慨奇?zhèn)ブ?。高適：慷慨蒼涼的豪壯之美；岑參：豪放俊逸的壯麗之美；王昌齡、李頎：雄健曠放的清剛之美。 《篋中集》 唐天寶年間，元結(jié)編《篋中集》，收沈千運、趙微明、孟云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詩24首，加上其他文集所收，這七人共存詩46首，在詩中反映了社會的不公與人生的悲慘艱辛，已沒有盛唐詩中那種慷慨豪雄的情調(diào)，而以悲憤寫人生疾苦。他們是最先感受到衰敗景象到來的一群詩人，冷眼旁觀，走向?qū)憣崱? 詩史 杜甫用他的詩，寫了安史之亂的許多重要事件和百姓在戰(zhàn)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xiàn)了戰(zhàn)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他的詩因此被后人稱為“詩史”。 1 具有史的認識價值，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現(xiàn)實生活和社會矛盾。2 杜詩“善陳實事”，提供了比史載事件更為廣闊、具體、生動的生活畫面。3 他的詩歌中有許多正史所沒有記載的史實，可補史之失載。4 即使其抒情詩，其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亦未離時局，具有詩史的意義。 三吏三別 是指杜甫在乾元二年春寫成的一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分別為《新安吏》《潼關(guān)吏》《石壕吏》和《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篇真實全面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對國家和百姓造成的大破壞、大災難。在藝術(shù)上，繼承了古樂府的傳統(tǒng)，運用白描手法，將內(nèi)在感情寄托在情節(jié)和人物言行的客觀敘述中，沉哀入骨。 《秋興八首》 是杜甫律詩中的登峰造極之作，這組詩寫于滯留夔州時期。摯友已先后離開人世，詩人仍舊飄泊滄江，疾病纏身。山城秋色，引發(fā)他的故園之思和對于京華歲月的懷念，回顧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詩就是在這一思想脈絡上展開，一層深入一層，表現(xiàn)出了深沉復雜的感情，交錯著感慨、回憶、思念與對于時局的看法。 大歷詩風 指的是大歷至貞元年間活躍于詩壇上的一批詩人的共同創(chuàng)作風貌。這些詩人歷經(jīng)戰(zhàn)亂，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揚精神風貌，大量詩作轉(zhuǎn)向淡遠的情致和細致省凈的意象創(chuàng)造，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調(diào)，表現(xiàn)出寧靜淡泊的生活情趣與孤獨寂寞的冷落心境，雖有風味而氣骨頓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大歷十才子 是指在大歷年間，因在長安參加重要的唱和活動而為世人矚目的十位詩人，初見于姚合編的《極玄集》，即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fā)、崔峒、耿湋、夏侯審。他們主要寫應酬唱和、日常生活細事、自然風物和羈旅愁思，抒發(fā)寂寞清冷的孤獨情懷，表現(xiàn)超然世外的隱逸風調(diào)。在藝術(shù)上，以謝朓為宗，講究格律詞藻，追求清雅閑淡，工于白描寫景，技巧細膩雕琢，大都寫得精致工整，表現(xiàn)出冷落蕭瑟的衰颯氣象。 韓孟詩派 是唐代貞元、元和時期出現(xiàn)在詩壇上的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以韓愈、孟郊、盧仝、馬異、劉叉等詩人為代表，提倡詩歌的“不平則鳴”與“筆補造化”，特別重視詩歌的抒情功能；崇尚雄奇怪異之美，主張用夸張的語言、險怪的詞語造就奇特的意境；大膽創(chuàng)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詩，融敘述、議論為一體。其以丑為美、雄奇怪異對當時及后世影響巨大。 “郊寒島瘦” 是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對唐代詩人孟郊和賈島詩歌的評價。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兩者含義相似。郊、島二人詩歌風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狹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講究苦吟推敲，錘字煉句，往往給人以寒瘦窘迫之感。 劉柳 是指中唐詩壇的劉禹錫、柳宗元。他們交情甚篤，才華相當，因二人生平多遭貶謫，詩歌內(nèi)容多抒寫內(nèi)心的苦悶、哀怨，表現(xiàn)身處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執(zhí)著精神。二人詩作又別具獨特的風貌：劉詩昂揚，柳詩沉重；劉詩外擴，柳詩內(nèi)斂；劉詩氣雄，柳詩骨峭；劉詩風情朗麗，柳詩淡泊簡古。 元白詩派 指中唐時期以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等詩人為代表的詩歌流派。他們提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詩歌理論，自覺地向民歌學習，致力于通俗曉暢、指事明切的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在中唐詩壇產(chǎn)生軒然大波，反映了此期詩人已形成通俗化審美的自覺追求。其遠源可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風”詩和漢魏樂府民歌。其近源則是杜甫的創(chuàng)作：1繼承了古樂府的形式，自擬新題，緣事而發(fā)，寫真實時事、親身見聞；2以樸實真切的語言乃至口語入詩，力求通俗淺顯。 張王 是指中唐較早從事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詩人張籍和王建。張籍有樂府詩90首，取材非常廣泛，多為“俗人俗事”，擅長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語見出社會的縮影，詩風平易通脫而意蘊深厚。王建作樂府200馀首，多描寫農(nóng)民日常生活，表現(xiàn)其喜怒哀樂，生活氣息濃厚，以寫實見長，而寄意含蓄隱曲；其邊塞題材的詩作聲調(diào)低沉，又有反映宮女生活、以白描見長的《宮詞》百首，不乏構(gòu)思巧妙、清新可誦的篇章。他們的詩歌得到后世的廣泛好評，在扭轉(zhuǎn)大歷風調(diào)，繼承漢魏樂府和杜詩傳統(tǒng)，將詩歌創(chuàng)作導向重寫實、尚通俗之路的過程中，其貢獻不可忽視。 新樂府運動 中唐時期，在白居易與元稹倡導下，開展了一場以創(chuàng)作新題樂府詩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新樂府運動主張以新題寫時事，注意發(fā)揮文學的社會作用。重要的作家還有張籍、王建等人。 《長恨歌》 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據(jù)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傳說來結(jié)構(gòu)全篇，受到佛教變文、道教仙化故事影響和作者感情的投射，成為一篇以詠嘆李、楊愛情為主，充滿感傷情調(diào)的“風情”詩。作者在敘事過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虛構(gòu)手法，濃烈的抒情貫穿于敘事的全過程；為情而作，使得全詩風情搖曳，生動流轉(zhuǎn)，極富藝術(shù)感染力。 《琵琶行》 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貶所。作者通過親身見聞，敘寫了琵琶女的淪落命運，并由此關(guān)合到自己的被貶遭際，發(fā)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深沉感慨，詩情哀婉蒼涼。在表現(xiàn)手法上，用秋天的楓葉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寫來烘托人物感情，并通過人物的動作、神態(tài)來展示其性格、心理；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shù)姆諊?、烘托詩歌的意境? 通江唱和 元和年間，元稹和白居易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頻繁寄詩，酬唱不絕，成為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xiàn)象。他們的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短則五六十句，長則數(shù)百句，洋洋灑灑，蔚為大觀。這樣做一方面鍛煉了詩人的智慧、技巧，豐富了詩歌的種類；另一方面也因過于重視形式技巧，詩人的真情實感反被沖淡乃至淹沒。 元和體 是指元稹、白居易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這些和詩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至“遞相仿效，競作新詞”。除了上述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那些流連光景、淺切言情的“小碎篇章”，以及元稹的艷體詩。 古文運動 唐代中期韓、柳等人發(fā)起的一場以恢復先秦和漢代散文內(nèi)容充實、長短自由、質(zhì)樸流暢的傳統(tǒng)，反對浮華文風的文學革新運動。他們所提倡的散文實際是一種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繼承，又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和時代特點：自內(nèi)容言，是明道載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密切的關(guān)系；自形式言，是由駢體而散體，是散文自身發(fā)展的一種要求。這是一場有目的、有理論主張、有廣泛參與者并且有深遠影響的文學革新。 晚唐小品 晚唐時期，古文走向衰落，在尖銳的社會矛盾背景下，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了大量優(yōu)秀的小品文。其特點為：1篇幅短小精悍，“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2多為刺時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強；3情感熾烈，生氣貫注。晚唐小品以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愛和稱贊。 三十六體 晚唐令狐楚、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等人都擅長駢體文，其中李、溫、段三人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三人在其從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稱）。他們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的四六文，重辭藻、典故、聲韻、偶對，向唯美主義方向發(fā)展，并將駢文廣泛應用到書信、公文、表奏等各種文體中，不少作品無異于文字游戲。在創(chuàng)作技巧和文風上，他們的駢文大都雕鏤精工，用典深僻，詞采繁縟，偶對切當，風格華麗濃艷，其中以李商隱的駢文最具代表性。 唐傳奇 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說，晚唐裴铏有小說集名《傳奇》，后即以此名之。唐傳奇作者大多以記、傳名篇，以史家筆法傳述奇聞異事。它從六朝志怪發(fā)展而來，在藝術(shù)上更加成熟，且作者具有明顯的創(chuàng)作意識，因此，唐傳奇是中國古典小說成熟的標志，對后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較大的影響。 敦煌文學 指保存于敦煌莫高窟、以唐五代宋初寫卷為主的文學作品及與此相關(guān)的文學現(xiàn)象。大體有：1說唱類：變文、講經(jīng)文、因緣、押座文、話本、詞文、故事賦等；2曲詞類：如曲子詞、佛曲、俚曲小調(diào)等；3詩賦類：除一般詩賦外，還包括王梵志詩、韋莊《秦婦吟》等；4小說類：《靈驗記》《感應記》《入冥記》等；5文類：論、說、文、錄、書、啟、碑、銘、表、疏等；6雜著類書儀、童蒙讀物、齋文等。 俗講 佛家講經(jīng)，因聽講者不同，有僧講和俗講之別。俗講是僧徒依經(jīng)文為俗眾講佛教義、“悅俗邀布施”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它與我國固有的說唱傳統(tǒng)有關(guān)，但主要源于六朝以來佛家的一種講道俗手段：“轉(zhuǎn)讀”與“傳唱”，以及偈頌歌贊的梵唄，融講說、詠唱為一體，有說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講。 講經(jīng)文 是俗講的底本，都是散韻結(jié)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間用三三句式或六言或五言。取材全為佛經(jīng)，思想內(nèi)容不外乎佛教教義。其中一些作品把深奧的教義轉(zhuǎn)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xiàn)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nèi)容，張馳起伏的情節(jié)，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 變文 簡稱“變”，乃轉(zhuǎn)變的底本?，F(xiàn)存敦煌變文，以題材分，大體有四類：1宗教性變文，通過佛經(jīng)故事的說唱，宣傳佛家基本教義，常選佛經(jīng)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發(fā)揮，較少受佛經(jīng)的拘束。2講史性變文，多以某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染。3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雖假借歷史人物，但所講故事了無歷史根據(jù)。4取材于當?shù)禺敃r重大事件與人物，即《張議潮變文》與《張淮深變文》。 苦吟詩派 是指盛行于晚唐的一種詩歌創(chuàng)作群體及風貌，代表詩人是賈島和姚合，在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上的共同表現(xiàn)是苦吟。他們大多是社會上被冷落的文人，“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抒寫其無奈。其詩歌內(nèi)容都比較狹窄，很少反映社會問題；把力量傾注在近體（尤其是五律）上，澄心靜氣地推敲錘煉；通過對情與景深刻的挖掘與琢磨，工整中見清新奇僻。缺點是詩境狹窄，有句無篇；內(nèi)容不足而一味苦吟，不免琢傷元氣，減損詩美，露出小家習氣。該流派對宋初的“晚唐體”和南宋的永嘉四靈、江湖詩派有深遠影響。 溫李 指晚唐詩人溫庭筠與李商隱，他們寄情閨閣，以愛情題材的詩歌和艷麗詩風，在詩苑中開辟出新的境界。韓偓、吳融、唐彥謙等是其詩風的繼承者。 皮陸 是指晚唐的皮日休、陸龜蒙。皮日休有名篇《橡媼嘆》，陸詩大部分是閑散隱逸之作。兩人結(jié)識后，詩酒唱和，歌詠風物，編為《松陵唱和集》，別成江湖隱逸一派。其唱和詩在淡于世事的同時，特別關(guān)注個人生活，多攝取日常和身邊的器具、景物、人事為詩料，體現(xiàn)出“物外一以散”的情懷，詩境閑適?！? 敦煌詞 寫作時間大抵起自武則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有溫庭筠、李曄（唐昭宗）、歐陽炯詞共五首，其余為無名氏之作。作者范圍廣泛，多屬下層，創(chuàng)作數(shù)量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謠集雜曲子》，收詞30首，抄寫時間不遲于后梁干化元年（911），比《花間集》的編定早出近三十年。在體制上，屬粗備型體，未臻完全成熟。字數(shù)不定，韻腳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常用襯字，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此外，敦煌詞所詠內(nèi)容，一般與詞調(diào)大致相符，這種所謂“詠調(diào)名”的現(xiàn)象，與其后詞在內(nèi)容上離調(diào)愈來愈遠不同，亦屬早期詞調(diào)初創(chuàng)時的特征。 《花間集》 后蜀趙崇祚于廣政三年編成《花間集》十卷，選錄18位“詩客曲子詞”，凡500首。其中，以溫庭筠、韋莊為代表，所寫多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側(cè)艷之詞，描寫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