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己亥雜詩》相關：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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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己亥雜詩》相關：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chuàng)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圣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他認為《六經(jīng)》是周史的宗子；《詩經(jīng)》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fā)，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xiàn)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tài)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chuàng)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 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xiàn)實政治、社會形勢，發(fā)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１５歲開始詩編年，到４７歲，詩集共有２７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嘉慶二十五年（１８２０）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１５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fā)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 龔自珍詩今存的６００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tǒng)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jié)h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１８２６）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xiàn)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１８２３）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fā)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xiàn)，深為苦悶。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詩人除了抒發(fā)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xiàn)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fā)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xiàn)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xiàn)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fā)，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龔自珍詩的特點： １、政論、抒情和藝術形象的統(tǒng)一。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xiàn)實的普遍現(xiàn)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fā)感慨，表示態(tài)度和愿望。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２、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yōu)闊o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３、形式多樣，風格多樣。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tǒng)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xiàn)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的《己亥雜詩》３１５首，獨創(chuàng)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jīng)歷和思想感情的發(fā)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由于作者這種充分地、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復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皬膩聿糯笕?，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wěn)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４、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yōu)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chuàng)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chuàng)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jīng)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xiàn)實的政治聯(lián)系，引古喻今，以古為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tǒng)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xiàn)實意義。龔文的表現(xiàn)方法也很特殊。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qū)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 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tǒng)詞的影響，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他也寫了一些抒發(fā)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fā)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感慨；《浪淘沙》《書愿》寫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tài)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但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于詩。晚年他發(fā)現(xiàn)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跉⒘鱾鬟z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保ā都汉ルs詩》）他所謂氣體，就是風格，自知缺乏現(xiàn)實社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