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再思考：語言轉向背景下xxx文學語言研究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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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再思考：語言轉向背景下xxx文學語言研究匯編 內容提要　語言轉向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狀態(tài)的一種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學語言研究格局。本文重返80年代中后期的學術背景，對語言轉向拉動的文學語言研究進行再思考，分別討論文學語言研究的學術推進意義及其缺失。 關鍵詞　語言轉向　文學語言　思想資源　學術視野 哲學進入“分析時代”，意味著一個新的學術話語場的建構：從研究“認識如何可能”轉為關注“語言表達如何可能”。表述這一學術事件的關鍵詞“l(fā)inguisticturn”，以“語言轉向”、“語言學轉向”、“語言論轉向”、“語言性轉向”等不同譯法，見于各類學術文

2、本。從語義說，“語言性轉向”的譯法更確切；從語用頻率說，“語言轉向”使用更廣泛。本文在術語的使用上從眾。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發(fā)生的語言轉向，影響所至，廣泛涉及哲學、邏輯學、語用學、歷史學和文學。至80年代中后期對中國文學從理論到創(chuàng)作產生了一股不小的沖擊波。作為對20世紀中國文學狀態(tài)的一種調整，語言轉向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學語言研究格局。它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有些晚到的“語言熱”中全面啟動，后續(xù)的研究勢頭時強時弱，但一直沒有止息。經過了二十年的理論沉淀和實踐操作，重返當年的學術背景，對語言轉向拉動的文學語言研究進行再思考，既有利于清醒地審視過去，也有利于在再出發(fā)的進程中找準自己的位置

3、。 語言轉向給文學語言研究帶來了什么 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總結語言轉向對近二十年文學語言研究、進而對整個中國文學研究產生的影響。 （一）標題話語變換：文學語言研究學術走向的調整 考察文學語言研究在某種理論轉向時期的變化，標題話語是一個獨特的觀察點。學術論文通過標題話語被命名。作為論文學術看點的凝煉展示，標題話語體現了某種學術走向，預示了話語展開的方向，預留了話語空間。正像新聞寫作有“標題即新聞”的說法，學術論文寫作也存在“標題即敘事”、“標題即論述”的問題。我對《文藝研究》創(chuàng)刊第一個十年（1981—1990）的全部論文目錄做了統(tǒng)計，該刊在這一時間段

4、發(fā)表文學語言研究論文43篇（見右表）。選擇《文藝研究》為抽樣分析對象，是因為我認為這份刊物在語言轉向背景下推動國內的文學語言研究方面具有較強的影響力①。選擇十年的標題話語為分析對象，有三個原因：一是節(jié)約篇幅；二是減少重復，在后文的分析中，我還將涉及1991年以來在《文藝研究》發(fā)表的同類研究成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以十年為一個時間單位，便于比較：1985年大體上是語言轉向的一個過渡期，或此后“語言熱”的一個準備期。80年代中期文學的主體性研究留下的缺口，正好為轉向文學的語言研究打開了空間。1985年是一個界碑，據此，我傾向于把1985年前后的文學語言研究文章，分別置入語言轉向前后的理論背景。

5、 1984年前，在文體意義上討論文學語言的文章只有3篇：《記歐陽予倩和羅常培、老舍談話劇臺詞課》（賀健，1982 ）、《論王梵志詩的口語化傾向》（張厚錫，1983）、《小說的白描手法淺議》（高爾純，1983），另有3篇從藝術理論角度討論文學語言的文章：《試論幽默的情境和功能》（陳孝英，1981）、《藝術語言與形象思維》（曾天海，1983）、《詩言志辯》（鄒荻帆，1984）。標題話語顯示的經驗平臺，是讀者不感到陌生的領域，不暗示理論背景的變化。1985年顯示了變化的跡象：《〈岡底斯的誘惑〉與復調世界的展開》（吳方，1985），比較明顯地與此前的標題話語拉開了經驗距離，理論背景也置換了：

6、復調小說的多聲部話語，關心的是話語主體***位置及其語言背后的***立場的互相沖突和交流。這里的闡釋空間在此前的文學語言研究中一直沒有打開。 從時間曲線看，1987—1988年出現全國范圍內的“語言熱”，《文藝研究》早半拍，先熱了起來。1986年《文藝研究》刊發(fā)的文學語言研究方面的文章最多，編輯部從這一年第3期開始組織專欄文章，圍繞小說創(chuàng)作中主體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表達方式進行多方對話。至第6期，就有15篇文章在《文藝研究》匯聚。最先進場的是作家們，理論和評論及時跟進。本年度和此后的研究文章，學術視野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共同點：原本作為標題話語標記的一套元語言，語用頻率大幅度減少，“試探

7、”、“試談”、“試論”、“淺議”、“淺論”、“淺說”、“管窺”、“管見”、 “拾零”、“拾趣”等標記性動詞，不同程度地淡出標題話語。與此相應，標題的亮度開始增強，如：1986年程德培《受指與能指的雙重角色》、夏中義《傳達的美學情調和符號機制》、羅強烈《主體性與文學語言的選擇》、譚學純、唐躍《語言情緒：小說藝術世界的一個層面》，1987年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時間的轉變——從“新小說”到“現代小說” 》、趙毅衡《小說敘述中的轉述語》，1988年汪暉《戲劇化：心理分析及其它——魯迅敘述形式枝談》，1989年南帆《語言的戲弄與語言的異化》、魯樞元《超越語言》、葛兆光《意脈與語序》，1990年楊匡漢《論

8、詩語的多義性——詩學筆記之一》、趙毅衡《中國小說中的旋回分層》，這些文章在《文藝研究》陸續(xù)發(fā)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語言轉向背景下一個相對集中的早期記錄。其他刊物如《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當代文藝探索》、《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藝術廣角》、《文藝爭鳴》、《文藝評論》、《文學評論家》、《上海文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理論與創(chuàng)作》、《文學自由談》、《批評家》、《學術界》、《江淮論壇》、《百家》、《文藝報》、《文論報》，以及《上海文學》、《作家》、《鐘山》等刊物的理論欄目，先后介入同類研究。這既是對《文藝研究》先期策劃的一種學術呼應，也是對一種學術走向的持續(xù)

9、性引導。雖然版面支持和稿件組織不像《文藝研究》、《文學評論》那么大氣和整齊，但文章的標題話語絕大部分變換了面孔，出現了經驗系統(tǒng)方面的轉移。 （二）概念范疇更新：文學語言研究吸納新的思想資源 學術傳播是通過一套特定***和話語規(guī)則實現的。在很多情況下，建構一種理論，首先需要提煉出一系列相應的概念范疇；解構一種理論，也首先需要顛覆支撐這種理論的概念范疇。很難想象，學術研究的深入，可以離開塑造學術形象、豐富學科經驗***譜系。20世紀60年代，法國后結構主義代表人物朱麗亞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間性”概念，對此后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學術推進意義，是任何熟悉當代學術史的學者都不會

10、否認的。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術語更新甚至可以成為走出學術貧困的標識。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學者走出學術研究真空，感受新時期學術研究的新氣象時，最先進入視野的，正是告別了“文革”學術貧困的新術語。 從語用頻率看，語言轉向前文學語言研究的關鍵詞主要有：形象化、性格化、鄉(xiāng)土化、動作性。這些術語多來自西方文論關于文學語言的經典表述，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賀拉斯、狄德羅，再到別林斯基、阿托爾斯泰都強調人物語言的性格化、動作性和形象性②，中國作家老舍、周立波等對文學作品方言土語的重視，連同他們的寫作經驗，對文學語言的鄉(xiāng)土化也具有某種示范效應③。這些概念范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語言轉向前文學

11、語言研究的基本路徑。隨著西方人文學科當代理論資源裹挾著新概念舶入中國，文學闡釋進入多維空間。此后的文學語言研究， “形象化”、“性格化”之類的術語淡出學術語境。一批浮出水面的新概念程度不同地進行話語擴張。在互聯(lián)網檢索1994年以來文學語言研究的關鍵詞，約略可以見出理論資源的豐富： 關鍵詞 使用次數 能指／所指 2773 ／ 2223 表層結構 / 深層結構 5605 ／ 1200 對話性 1329 陌生化 544

12、 狂歡化 222 自我／他者 19456 ／ 23268 意識／無意識 38544 ／ 1445 話語權 417 反諷 621 戲擬 121 話語策略 392 敘事話語 746 敘事修辭 164 修辭批評 126 修辭詩學

13、 108 修辭行為 179 語境 9494 這里的統(tǒng)計依據僅以文史哲類刊物為來源期刊，不包括1985—1993年間未進入光盤檢索的同類研究成果，也不包括1994年以來使用頻率低于100次、但解釋力同樣很強的關鍵詞，如“語言烏托邦”、“預設”、“修辭幻象”等。關鍵詞的變化在深層體現的是，新術語如何為解讀新的學術現實提供該術語蘊涵的新的思想資源；新術語在介入學術研究的同時，如何激活認知主體的新思維。如王一川引進文學心理學概念“意識”、“無意識”，解讀張承志小說《北方的河》

14、，認為小說主人公意識中的敬父情緒和無意識中的仇父情緒，交織在“黃河—父親”的象征中，尋找和橫渡（征服）黃河，作為弒父衛(wèi)母的象征行為，成為主人公印證男子漢宣言的成人儀式④。郜元寶用“烏托邦語言”解析王蒙的語言策略，認為烏托邦語言是烏托邦情感的寓所⑤。陳思和據此解讀王蒙小說《布禮》，指出作品對少年布爾什維克精***歌贊，或“文革”對前者的否定，都以“**”的名義說話⑥，然而歷史證明了“文革”話語所虛構的“**”的修辭幻象性質。譚學純對黃遵憲倡導的詩學口號“我手寫吾口”進行再分析。這個口號在近***中國文學史進程中，有效地控制著白話詩從表達到接受的雙向運作，歸因于理論背后隱藏的“預設”***權，制約

15、著人們的認知方向⑦。 （三）從語言工具論到語言本體論：重新審視文學文本的言語形式 與語言轉向相伴隨的語言觀，是語言工具論轉向語言本體論，后者矯正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文學文本言語形式的認識偏頗。這突出地表現在影響了中國文人數千年的“得意忘言”說，現代中國人在相當長***階段對形式主義的激烈批判，也誤導人們不敢或不愿正視被歸屬于“形式”的語言。即使進入1985年，多數研究文章仍然受舊有理論慣性的影響。滕云主編的《新時期小說百篇評析》，所收小說在言語形式層面可以圈點的至少有：徐懷中《西線軼事》（《人民文學》1980年第1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

16、、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學》1980年第10期）、陸文夫《圍墻》（《人民文學》1983年第2期）、張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阿城《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7期）。遺憾的是，只有兩篇評析文章涉及上述作品的語言問題，而且不疼不癢。語言本體論驅動了文學批評對言語形式在文學文本建構過程中審美功能的重新定位，錢中文《論文學形式的發(fā)生》（《文藝研究》1988年第4期）、吳俊《文學：語言本體與形式建構》（《上海文論》1988年第2期）、李潔非《語言藝術的形式意味》（《文藝爭鳴》1990年第1期）、曲彥斌《論文學藝術的副語言形式》（《社

17、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3期）、夏和順《文學語言：形式或非形式》（《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0年第2期）、季紅真《形式的意義：論“尋根后”小說》（《上海文學》1990年第6期），以及一些屬于相同話語場的研究文章，不同程度地修復了言語形式的文本建構功能。不同版本的文學理論，也開始重新關注一度被“忘卻”的語言⑧。這種審美修復契合于語言轉向的理論背景。 （四）文體研究和文體實驗互動 今天重讀王蒙1981年在《文藝報》發(fā)表的《把文藝評論的文體解放一下》，仍然能夠感覺出其間涌動的思想活力。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認同王蒙小說語言的創(chuàng)新；王蒙則盛贊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作

18、為小說理論著作“自由瀟灑的文體”。於可訓《小說文體的變遷與語言》（《文藝報》1987年7月18日）、李國濤《語言的“糾纏”和文體的形成》（《批評家》1988年第2期）、譚學純、唐躍《新時期小說的文體融合》（《藝術廣角》1988年第3期）、徐岱《文學的文體學研究》（《學術月刊》1988年第9期）、劉再復《論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殘星《詩：返回自身的敘述文體》（《當代文壇》1990年第1期）、郜元寶《文體學小說批評》（《文藝爭鳴》1992年第3期），雖然眾語喧嘩，但有一點漸趨明朗：就文學書寫來說，“寫什么”存在“***的話題”——生命、死亡、愛情、人性，而“

19、怎樣寫”使***的話題讀起來常新。以莫言《紅高粱》為例，從“寫什么”的角度看，這是“戰(zhàn)爭＋愛情”的常規(guī)話題，從“怎樣寫”的角度看，則是關于常規(guī)話題的另類書寫：《紅高粱》的非宏大、非高調敘事，引導了關于戰(zhàn)爭的另類想象。作家在戰(zhàn)爭現實之外，重建了一個關于戰(zhàn)爭的審美現場，同時重建了戰(zhàn)爭修辭話語的審美價值尺度。 文體研究既是對此前文體實驗的一種追認，也在一定意義上為此后的文體實驗導航。當年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焦灼，徐星《無主題變奏》的迷惘，以語言的方式預示著新的文學書寫時代的到來。殘雪在審美與審丑之間找到了一個寫作支點。從《山上的小屋》到《黃泥街》一再顯示：殘雪的文體是對人們習見的文學語

20、言的挑戰(zhàn)。在文體實驗的作家群中，馬原最擅長編故事，他的故事的敘述學意義大于社會學意義。余華《河邊的錯誤》把人所共知的非秘密通過敘述轉換為秘密。洪峰《瀚?！芬苑闯Ｒ?guī)設計，把邏輯的弱化和故事的強化同時推向極地。格非的《迷舟》則以故事的自我封閉，加倍釋放了小說的故事功能。孫甘露《信使之函》及其后的一些文本，向讀者表明：接近他的小說語言，比接近他的小說本身，更能獲得閱讀快感。1989年底，蘇童的《妻妾成群》，是一個以新穎敘述形式照亮陳舊敘述內容的文本，這是蘇童最好的小說之一，也是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言語形式的一個代表性文本。 文體實驗不單是相對晚出的先鋒派的試驗田，一些較早進入文壇的作家，也開

21、始用新的方式過招：以《人到中年》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深得好評的諶容，在《減去十歲》中操著新***出場，小說中的語言傳聞，通過弱勢的非組織傳播，激起了人們的集體狂歡，幻化為語言建構的想象性現實。一直以“美文”形象出場的張承志，在《GRAPPITI——胡亂涂抹》中開始“變臉”。陳村的《一天》改變了他既往嚴謹的敘述態(tài)度。王安憶的純情，被《小鮑莊》的洪水沖得滿目蒼涼。韓少功《爸爸爸》的樸訥、苦澀、凝重以及由此產生的讀解難度，使他的《月蘭》、《西望茅草地》、《遠方的樹》中的曉暢，化為人們的閱讀記憶，《馬橋詞典》則打開了文學與人類學相遇的闡釋空間。 從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話語到繼起的新寫實話語，再到9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寫作和私人化書寫，文體實驗不斷調制新的文學配方，文體研究持續(xù)關注這些文學配方中的語言分量。創(chuàng)作的追求和理論的追認互相激發(fā)對方的靈感。于是，場內是作家的語言競技，場外是理論與批評的證明和闡釋。兩支隊伍激情互動，共同為中國文壇的“語言熱”助燃，也共同打造理論、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看點， 語言轉向之后：文學語言研究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