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相關論文也說近代史上的“激進分子”與“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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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說近代史上的“激進分子”與“保守主義” 　1 　　過去講中國近代史，人們常用的概念是“改良”與“革命”，貶前者褒后者，倒也涇渭分明；后來，“改良”與“革命”的概念漸被“保守”與“激進”代替，其褒其貶也有“待商量”之議。筆者以為，對于1般讀者來說，首先應該弄清楚這些概念的內涵?！案牧肌迸c“革命”的概念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體而實在的對象；“保守”與“激進”的概念，則需要有所解釋。從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維持原狀，不求改進”；“激進”則指“急進”（見《現(xiàn)代漢語詞典》）。但這兩個詞用在歷史、思想文化領域就不能僅取字面上的意思，還應該搞清楚其特定的詞源涵

2、義。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形成于18世紀末的英國，早期的1位代表者是寫《法國革命論》（漢譯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1書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這本書中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認為英國“光榮革命”所體現(xiàn)的，對人身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chǎn)權、信仰及言論自由權等）予以尊重和保護的傳統(tǒng)，要比法國大革命用暴力摧毀1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導的，也是自由主義的1種理念，因而伯克后來又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經(jīng)典作家之1?！凹みM主義”也出自18世紀的英國，最初是1些政治精英分子要求對國會和社會問題進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張（“激進”1詞，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

3、，與“根本的”1詞同），其原則也是秉持強烈的自由主義，后來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則以極端手段實現(xiàn)根本變革的政治行為，代表了1種激進主義?？梢?，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均為近代性質的西方思想，它們都與自由主義有著某種淵源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導的保護傳統(tǒng)（主要是“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們祖輩的”自由遺產(chǎn)和有利于維系公民社會的宗教倫理等），并非中世紀那些黑暗的東西，而是西方文化中與資本主義精神相1致的東西，是近代化了的東西。 　　用“保守”與“激進”來評價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派別或人物，情況就大為復雜了。近代中國是1個轉型中的社會，古代的東西與近代的東西雜混蛻變，

4、本來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疇的理念與政治范疇的理念并用于救國斗爭，越發(fā)顯得頭緒多多；而評家在使用上述兩個詞的時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來說事，則更是歧異紛紛。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與“守舊”和”漸進”與“急進”，在中國的具體歷史環(huán)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1對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政治上卻主漸進，像梁啟超；文化上的守舊者，政治上卻主急進，像章太炎，這1點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進”1詞，除了“急進”，還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腳，說事時不至于弄得太擰；“保守”1詞，送給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遠了。倭仁以理學反西學的所謂“保守”，與胡適以自由主義反“俄式革命”的所謂“保守”之間，其距何止萬里！鑒于此，

5、評家在用“激進”與“保守”，進而用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這對概念說中國事的時候，自己先應該把它們的字面意思與詞源涵義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環(huán)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2 　　上世紀后期，我國學術界有過幾次對保守主義（同時也捎帶著激進主義）的討論，1次緣于思考所謂新儒家的觀點；1次則是從介紹自由主義而引發(fā)。新儒家學派主張的是1種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有現(xiàn)代價值，不應該加以否定，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否定就是激進主義。顯然，這種文化觀點，與近代西方保守主義的政治觀點不完全是1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是不大容易

6、找得到的，因為這是屬于近代性質的東西。當然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需要繼承，但它也需要現(xiàn)代化；至于專只主義、皇權主義、家長制那些東西，是絕不可能“萬歲，萬萬歲”的。后來，1些介紹自由主義的學者講清楚了保守主義的詞源涵義；但對激進主義的用法，人們還是不大講究學理：說孫中山等革命派是激進主義，言之尚屬有據(jù)；說“俄式革命”也是激進主義，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質。須知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根本解決”，是要徹底撕碎資產(chǎn)階級自由、民主、博愛的“遮羞布”，通過階級斗爭，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最終消滅階級，進入共產(chǎn)主1社會。這與自由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另1套政治學說體系。 　　在近代中國，與西方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較為

7、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應是梁啟超。作為啟蒙先驅，梁是自由民權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傳播者；戊戌維新失敗后，他也曾1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國歸來，他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而主張“開明專只”（后來又成為立憲派領袖），并終身反對革命。對此，時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師康有為的1句話批評他：“流質易變?！边@其實不太公允。對自由民權的追求，梁啟超是始終如1的；其反對革命的觀點，后來也沒有變過，又如何說他“易變”呢？還在梁啟超鼓吹革命的時候，他寫過1篇文章《釋革》（1902年12月14日，《新民叢報》），篇首即說：“‘革’也者，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2義。Reform者，因其所固有

8、而損益之以遷于善，如英國國會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1新世界，如法國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梁告訴讀者，“革命”1詞，始見于中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革殷受命”，皆為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Revo之意的。他指出，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而Revo又不1定非要易姓。如19世紀是歐洲的Revo時代，除法國外，王統(tǒng)依然；更征諸日本，天皇今仍安富尊容，但社會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后來梁啟超實地考察了美國社會及其民主政治的運作，并將中國社會與

9、民眾的現(xiàn)實情狀作了比較。其時，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J.K.Bluntschli）等人的國家學說在日本頗為流行，對梁氏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促使他終于選定以漸進的方式改造中國之路。梁與革命派辯論的文章，最著名的是《開明專只論》（1906年1月25日至3月25日，《新民叢報》），梁在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他能容忍的僅為“開明專只”而非“野蠻專只”。法王路易104曰：“朕即國家也。”此代表野蠻專只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國王者，國家公仆之首長也?！眲t代表開明專只之精神者也。而后者能夠為了國家利益順應世界潮流，逐步實現(xiàn)社會的革新。梁啟超對中國社會歷史做過較深入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190

10、4年2月14日，《新民叢報》）1文中，他指出：西方近代的革命“大率在中等社會”，其以切身經(jīng)濟利益為樞紐決定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目標，結果是得自由民權。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則“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這種革命“長者數(shù)10年，短者亦10余年”，往往群雄并起，全國糜爛，且伴有外族勢力入侵，結果卻仍得專只。因此，他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改革，來育成中等社會，從而奠定“泰西文明革命”的基礎。 　3 　　梁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卻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為中國的近代化變革是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下，以救國斗爭的形式進行的，其自始就帶有急促的特點。面對亡國、瓜分的嚴重威脅，人們恨不得在1天早上就扭轉民

11、族的厄運，使國家由弱變強，因而以為只有最徹底最全面最快速的變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為“上書”時的話即“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但實行“全變”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接著庚子動亂，辛丑條約，使民族災難進1步加劇。盡管后來清政府的維新政策不亞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預備立憲，可是它已經(jīng)失去了民心。而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民主派把救國的希望寄于革命，則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辛亥革命終于推反了皇帝。繼之軍閥們勾結列強又起禍害，內亂外患愈甚。恰在此時，鄰國俄羅斯“10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幫助中國革命，激進民主派中的許多人終于踏上了“以俄為師”之路。盡管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但中國年輕的革命者相信：在實現(xiàn)共產(chǎn)

12、主1的時候，真正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必然到來。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軌跡大致如此。當年梁啟超認為改造中國首在“新民”——欲建設民主自由的現(xiàn)代國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處于愚昧、奴性的民眾轉變成懂得自身權利與國民義務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療貧”——欲使民眾擺脫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梁的學生張東蓀更直言說先應“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著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實地發(fā)展經(jīng)濟和教育事業(yè)。為此，即使國家經(jīng)歷1個階段的“開明專只”也屬必要?？墒堑蹏髁x列強的侵略，攪亂了人們的心態(tài)，危機感使得那些熱血志士投身“畢其功于1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夠改變1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

13、徹底的綱領，才能夠“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從而真正實現(xiàn)經(jīng)濟和教育事業(yè)的大發(fā)展?？梢钥闯?，在西方，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源泉是自由主義；而在中國，它們2者的共同點更多的表現(xiàn)為求發(fā)展求富強。 　　今天，時代已經(jīng)變遷了，但我們國家還沒有完成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歷史任務?；仡櫚倌辏瓩z思想，有人覺得我們現(xiàn)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啟超早已說過的東西；更有人發(fā)出了“告別革命”的議論。筆者以為，此議的著眼點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對歷史進行“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的指點，則不可以脫離當時時代與社會的實際環(huán)境，也不能只研究歷史的后果，不認或否認種種復雜的前因，這樣才能使我們的評價接近客觀與公允；如果要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討論，則筆者敢言：鄧公所謂“發(fā)展才是硬道理”與建設和諧社會、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已經(jīng)成為國人的主流思想，這1思想對我們民族之寶貴，如何評價亦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