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高中語文 18.譚嗣同傳教案之課堂互動 粵教版選修傳記選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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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高中語文 18.譚嗣同傳教案之課堂互動 粵教版選修傳記選讀 1.師：本文的結(jié)構(gòu)層次是怎樣的？ 生：全文共有四段，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第1—2段），譚嗣同奉召入京，參預新政，未滿十日，便發(fā)生政變。第二部分（第3段），譚嗣同在政變發(fā)生前，努力設法挽救危局，終因袁世凱叛變而告失敗。第三部分（第4段），譚嗣同在政變發(fā)生后的壯烈行動。第四部分（第5段），寫譚嗣同就義的年齡、時間、地點與當時壯烈的場面。 2.師：譚嗣同具有怎樣的政治見解，我們應如何評價？ 生：譚嗣同的政治見解，文中并沒有作很多正面的述說，但我們從字里行間也能看到一斑。文章一開頭就提到譚嗣同“奏對稱旨”，回答皇帝的話很合皇帝的心愿。原來光緒想“行其志”，即“欲行大改革”，卻又因“畏西后”而“不敢”。就是說，這一“大改革”是“西后”一派反對的，光緒又無權(quán)。于是譚嗣同他們考慮該如何“保護圣主，復大權(quán)，清君側(cè)，肅宮廷”。譚認為，“今日可以效我圣主者，惟在足下”，非袁世凱莫屬。他“密奏”要光緒給袁世凱“以恩遇”，他“徑造”袁寓“直詰”，最后竟至“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這次維新，最終失敗了，但是，我們認為這次維新運動是中國最早的一次要求民權(quán)的運動，領導運動的知識分子譚嗣同以及康有為、梁啟超他們這些所謂維新派，都是略略有些資本主義思想的士大夫。他們擁護皇帝，提倡君主立憲，主張抵御外侮，挽救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希望中國也走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道路。這樣的政治見解，這樣的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是應予肯定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維新運動之失敗，乃由于“西后”一派的陰謀，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維新派脫離群眾，支持他們的社會力量非常脆弱，再加上他們眼光短淺，政治經(jīng)驗不足，把變法寄托在沒有實權(quán)的光緒身上，又幻想同擁有軍權(quán)的袁世凱合作，依靠這些人的力量來成就大事，而沒有縝密的計劃。另外，譚認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是有一定見地的；當然，一待維新失敗，便“惟待死期”，以流血“自嗣同始”則看法未免又有所偏頗。譚嗣同的政治見解，實際就是戊戌維新領導的見解，我們正確評價譚嗣同的政治見解正是正確評價戊戌維新的問題。 3.師：譚嗣同這個人物的形象刻畫得很生動，性格躍然紙上，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試就本文分析。 生：譚嗣同剛“被征”時，“適大病”，待稍愈，竟“扶病入覲”，足見他是懷有熾烈的愛國熱情的。他“奏對稱旨”，具有高超的政治見解；而且，30歲出頭，就擔任相當于“宰相之職”的“參加政事”，又具有突出的工作能力。譚嗣同又畢竟閱歷淺、經(jīng)歷少，尤其在政治斗爭方面的策略太欠缺。他一進京，就有人告訴他“皇上無權(quán)、西后阻撓”之事，而到懋勤殿做事以后，他才知道“皇上之真無權(quán)”。一個“真”字說明他長期“不之信”的情況。進行政治斗爭而不諳政治背景，無論如何都是失策。這就不能不導致以后斗爭的失敗。 師：同袁世凱的交往是本文的重點。先是他認為袁世凱也是個“力主變法”的將領，“密奏請皇上結(jié)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繼而“徑造”袁寓“直詰”，看似懷有十分把握，實則詰責方式太“直”，所詰內(nèi)容太露，經(jīng)不住老奸巨猾、裝模作樣的袁世凱的誆騙，他“直出密詔”，“言救上之條理甚詳”。雖然他曾想用動聽的美言奉承一番，“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想用聳聽的危言反激一下，“首仆而殺仆”；還曾對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系有過懷疑（既有懷疑，怎能不經(jīng)調(diào)查而當面直言），但都經(jīng)不住袁及其幕府的三言兩語便支吾過去。事敗以后，譚仍在謀劃“救皇上”，要以死“酬圣主”。他千方百計關心同志，幫助同志脫險。對自己，則是“惟待死期”，把一些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可說是臨危不懼，視死如歸。但在捕者“不至”，且有人“苦勸”東游乃至“再四強之”之時，竟“不聽”“不去”。 生：由上分析可知，譚嗣同坦白直爽，老實迂闊，熱愛祖國，關心同志，能夠臨危不懼，視死如歸。“迂”，也許可以借用《魯迅書信集》第306頁上“昧于中國社會情形”一句來解釋，譚是昧于當時社會上的某些情形，老實、固執(zhí)而又帶書生氣。 師：此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譚的性格和受騙的過程著重通過對話作了具體交代，而其中袁世凱幕府一官員用榮祿耍手段的復雜過程說明袁、榮二人的關系的一段只有幾十個字，可見文筆之簡練。譚嗣同自己視死如歸和對同志的關懷備至運用了對比的方法，突出了譚的風格、精神。 4.師：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袁世凱的老奸巨猾、裝模作樣來？是怎樣刻畫的？ 生：主要在袁、譚二人的對話。袁對帝一方表現(xiàn)得似乎感恩戴德，“曠代之圣主也”，“圣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十分忠誠，“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而且愿效全力，“竭死力以補救”，動聽得很，一談到如何為人、如何對待“圣主”，立即“正色厲聲”，何等虔誠端莊、馴順正直，一提如何看待榮祿、如何鏟除障礙，又“怒目視”，罵榮祿如“狗”，又何等“疾惡如仇”、慷慨激昂！待看過“密詔”，“詳”悉“救上之條理”以后，立即說“事急矣”“須急歸營”以如何如何云云，更顯得“救上”之事重大緊急。另一方面，也正是這個袁世凱急急去向剛被罵為“狗”的榮祿告密，與“向來不過籠絡”的榮祿勾結(jié)。十足的兩面派手法。而最滑頭的是，當譚問他“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讓人是非莫辨。由此不難看出，袁世凱是一個陰險狡猾、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家伙。 5.生：本文語言特點是什么？請老師分析。 師：“新文體”是為了適應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要求而產(chǎn)生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為了號召和動員更多的群眾參加改良運動，為了宣傳資產(chǎn)階級變法維新思想，呼吁救國圖強，掃蕩頑固保守勢力，就迫切需要一種最適宜自己大造輿論的文體。于是，“新文體”就應運而生。再從文學樣式本身發(fā)展的趨勢來看，也到了文體變革的時候。鴉片戰(zhàn)爭以后，統(tǒng)治我國文壇的桐城派、陽湖派的古文、駢文，經(jīng)過馮桂芬、薛福成的“經(jīng)世致用”散文的沖擊，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的極力反對，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政權(quán)“提倡語體文，反對封建古文”的進攻，已經(jīng)是瀕于絕境了。正在這個時候，梁啟超等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高舉“文體革命”的大旗，掃蕩了桐城派古文、駢文、時文和八股文，創(chuàng)立“新文體”。梁啟超是“新文體”的大力實踐者和最后完成者，是“新文體”的代表作家。他說過：“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另有一種魔力焉。”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新文體”的一些特點。 生：《譚嗣同》一文語言的通俗化，正是體現(xiàn)了“新文體”“務為平易通達，時雜以俚語”的特點。這篇文章吸收了不少近似口語的語言。例如“被征”，“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的“被”，“時號為‘軍機四卿’”的“為”，“無不從流血而成”的“從”等等，按照地道文言文的行文習慣，一般是不用的。梁啟超用了這些詞語就使文章比較平易好懂，近似《三國演義》的淺近的文言，有一定文化水平就能大體看得懂。新文體“筆鋒常帶情感”的特點，在《譚嗣同》一文中也有所體現(xiàn)。請看文章的最后一段，這里幾乎沒有什么形容詞，也沒有特別安排的句法，只有平實的敘述，但字里行間包含著作者對譚嗣同的深厚的感情，使讀者也受到了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