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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音樂與國民意識
近年來,學術(shù)界對近代中國音樂和國民意識的研究成果頗多。其中,但興悟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再詮釋與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生成?〔?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6年第10期〕、王力平的?從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的悲劇意識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誤區(qū)?〔?暨南學報?1995年第1期〕是研究近代中國國民意識的力作,他們對中國民族特殊性的闡述是本文的一個觸發(fā)點。常曉靜的?近代拯救意識與中國新音樂?〔?南開學報?2001年第4期〕、馮長春的?兩種新音樂觀與兩個新音樂運動———中國近代新音樂傳統(tǒng)的歷史反思?〔上〕〔?音樂研究?2008年第6期;下,2009年第1期〕、王續(xù)添的?音樂與政治:音
2、樂中的民族主義———以抗戰(zhàn)歌曲為中心的考察?〔?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08年第3期〕以及姬群的?近代音樂救國大潮下的音樂審美訴求?〔?河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等,集中探討了近代音樂與民族拯救意識等政治方面的深層關(guān)系,為筆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是,學者們的研究多側(cè)重于近代音樂的某一時期或某種現(xiàn)象,將近代音樂與國民意識進行綜合研究的還為數(shù)不多。筆者試做探討。
一國民意識:近代中國音樂開展的強勁動力音樂是一種抽象的意識,但“音樂之流動性手段使它成功地沖破了我們喜歡用以阻塞靈魂中各局部相互聯(lián)系的障礙,并披露靈魂在一切現(xiàn)象中的一致本質(zhì)〞〔轉(zhuǎn)引自修海林、羅小平:?音樂美學通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
3、002年版,第532頁〕,這使得人們可以通過抽象的音樂來觀察現(xiàn)象。關(guān)于樂政關(guān)系,上古中國就有“聽風制樂〞的觀念。
有周以降,中國形成了完善的“禮樂文化〞,禮樂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尤其在儒家以禮樂治國的意識中,音樂是世道興衰、國政治亂的鏡子。正因為古代中國把音樂的社會作用直接與“治國〞、“亡國〞相聯(lián)系,才有了近代中國思想界對音樂與國民意識關(guān)系的復雜的思考。
甲午戰(zhàn)爭之前,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音樂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慕佑|,但還沒有近代國民意識。日本西化而強盛,中國戰(zhàn)敗的刺激,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音樂和近代國民意識逐漸有了深刻的認識。1896年梁啟超指出:“今日不從事教育那么已,茍從事教育,那么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萬不可闕者。〞〔張靜蔚編選校點:?中國近代音樂史料匯編〔1840~1919〕?,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頁〕1900年梁啟超再次強調(diào):“欲改造國民之品質(zhì),那么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同上,第106頁〕可見梁啟超十分看重音樂的社會作用和音樂與國民意識的關(guān)系。1898年,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中,請清廷仿照歐美“創(chuàng)國民學,令鄉(xiāng)皆立